正文
《爱的悖论》基于作者在我国东南某省的永江福利院（化名）开展的长期田野调查，探索了孤残儿童在“兼备照顾的全控-规训机构”环境中，在国家、社会以及福利机构相互协作之下，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经历的社会化过程。作者最初于2011年作为福利院义工，开展了为期六个月的田野调查，深入了解了院内儿童成长的境遇，以及围绕他们展开的机构运作。此后，通过数年的定期回访，他持续跟进了福利院发展的动态，形成了一项跨越数年、积累了大量田野素材的民族志研究。
从进入福利院的那一刻起，这些儿童的生命便在很大程度上跟一套“关爱”的话语和实践捆绑在一起。这里的关爱远比我们通常理解的情感体验要复杂得多。它既是保育人员的日常养育工作，又是国家对社会边缘人群的治理；既体现了主流社会对特殊群体的关怀，也深化了他们必须依赖机构而成长的现实困境。正如该书的绪论中所指出，福利院作为“爱的容器”，“一方面，它救助流落到社会边缘、无依无靠的人群，维护了这些人的生命与其他人身权益；另一方面，它也将救助的对象与主流社会区隔出来，在政治和文化层面上保卫了‘正常人’的社会”。在国家、社会公众以及福利院员工等多方开展的具体实践和互动中，关爱不仅仅是提供物质与情感支持的照护实践，更是伦理和政治的问题。这样的爱错综复杂，甚至充满矛盾，也因此成为了全书讨论的出发点。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家开始重新思考有关道德和伦理的问题。在此之前，尽管人类学研究对相关议题也有所关注，它们要么只被当作特定的政治经济结构下的产物，要么被理所当然地等同于社会规范和准则。而基于在医疗、宗教和心理等不同领域开展的田野调查，不少人类学家意识到有必要从更为根本的角度重新审视人类存在的道德维度及其多样性，同时，挑战西方主流的哲学思想中对道德伦理过于固化的理解。他们从自身的理论资源和经验材料出发，展开了多种多样的尝试和创新，从而形成了近十余年来人类学理论中的“伦理转向”。
在“伦理转向”的众多讨论中，以迪迪埃·法桑（Didier Fassin）为代表的人类学家主张关注道德伦理与政治之间的密切互动，探讨诸如是非善恶这样的观念如何在具体的历史政治语境中形成，以及机构和个人是怎样认识与践行此类观念的。他们将目光投向人道主义话语和实践，发现其中涉及的慈善、同情和关爱等议题都在很大程度上无法脱离，并维系着一套既定的权力关系，加剧了不平等关系、边缘化，甚至暴力等后果。例如，米莲姆·特克汀（Miriam I. Ticktin）的研究《关怀的牺牲品》（
Casualties of Care: Immigr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Humanitarianism in France
, 2011）关注了法国基于人道主义关怀对非法移民出台的管理政策和措施。由于难民身份的申请需要经过一系列官方程序，在这个过程中，对申请者的筛选和审核形成了一套有关同情、怜悯的病理化“标准”，致使感染HIV、身患癌症以及某些性暴力的受害经历更“有利于”博取管理人员的同情，成为了获得合法居留身份的捷径，但与此同时，那些不符合相应标准却也亟需援助的申请者则被拒之门外。
米莲姆·特克汀著《关怀的牺牲品》
钱霖亮在《爱的悖论》中也延续了这样的研究思路。他首先敏锐地觉察到福利院作为行政机构，在分配国家资源、践行集体养育的同时，又深深地嵌入人口治理的过程当中。就其本身的职能来说，养育照护与治理管控是并行不悖的。同时，他还注意到，福利院的运作也与其所处的时代语境息息相关。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严格推行计划生育政策的背景下，福利院收养的对象大部分是健康女婴；而自2000年以来，性别差异不再显著，病残弃婴的收养比例却出现了激增。这些儿童病残的身体状况极大限制了他们被领养的可能性，因此，福利院在事实上越来越多地承担着对病残儿童的终身照料和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