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这名男子与连姓女子同属一个社区司法所。他曾因习惯性偷盗被抓入狱，当时因揭发同伙的表现，获得假释进入社区矫正。因为常常在司法所的活动上碰面。这名男子恰是利用连姓女子的耻感，和一个女性陷于低处时的孤立无援，而骚扰她。连姓女子说，她为此长期焦虑、失眠，身心疲惫，但她不敢向他人提起被骚扰的事情。据她说，她之前故意不修边幅，既因为对于管教有违逆、不服心理，同时也因为不想继续被骚扰。
我听后，提出让她将情况反映给司法所，她仍是为难，“谁会信我呀？” “有时我在想，我可以告发吗？我能够给自己做主吗？但我内心的一个声音在说，‘就你，一个戴罪之身的女人，你有什么底气去告发他人。你不配’。”
听到此消息的我，是支持她向司法所告发这名男子对她的侵害的。两怀女子已经因犯罪或成为犯罪嫌疑人受到法律的制裁或监管，而我国《监狱法》明确规定，罪犯的人格不受侮辱，其人身安全、申诉、控告、检举等权利仍受法律保护，这是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也是法律权威与公平的证明。
但我也深知，困于性骚扰的连姓女子希望维权。但她内心深处，仍有自己“不配维权”的自我暗示。平日里，在社区接受监管的她们，一直陷于纷纷非议，连我都有所耳闻那些污言秽语。有人提起连姓女子，就说“什么‘两怀妇女’，不就是两坏女人吗？她‘坏上加坏’……”
那时，我作为帮教，对两怀妇女遭遇性骚扰如何应对，也处在不知所措的阶段。
犹豫
在我做社区矫正志愿者的17年里，对于“两怀妇女”的权益以及维权，是一个长期的“空窗期”。其一，是因为两怀妇女身份特殊，其二，也是因为，偷窥、性骚扰发生的场域通常比较私密难以取证。
在连姓女子之后，2021年7月，我的另一名帮教对子，一名30岁的时姓女子，也向我倾诉了她遭遇一名男性尾随的经历。
根据卷宗我了解到，时姓女子因侄子犯罪隐瞒、作假，犯“包庇罪”被抓，因其怀孕两个月，进入社区矫正。时姓女子给人的印象总是干净、整洁，不过自己的丈夫常常出差在外，得知妻子成为“两怀妇女”后，他回家的次数越发少了。于姓女子也害怕外界的异样眼光，大部分时间都闭门不出。
时姓女子当时接受社区的监视居住。她们需佩戴定位手环（俗称“电子手铐”），每月去司法所至少报到一次。时姓女子的一位邻居，一名在家委会工作的男子，对“两怀妇女”每月定时外出接受监管的情况，比较知情。 2021年8月16日，时姓女子在微信里简单告诉我：她每次外出和回家，感觉那名男性都跟在她的身后，问我该怎么办，
我建议她找一位亲人来陪伴居住，并收集证据。她说那名男性神出鬼没，自己身体又不方便，取证很难。一次，她邀请我去她家，见到我便扑簌簌落泪，之后便直入正题。问我，是否可以将她遭遇的此情况汇报给司法所。我说，“这的确是解决问题的最直接易行的部分，但我们也不得不想想会有什么样的后果。首先你没有确凿证据，有人会认为你是诬告；其次，家委会和司法所是有连接的上下级关系，但凭你个人的说法，显然是苍白无力的……”。
见我似乎也没有办法，时姓女子难过地说，“我不想再妊娠下去了，干脆流产，结束两怀期，不如早早进入监狱算了”。我弱弱地劝她，孩子是无辜的、她的遭遇不能归咎于孩子。
她似乎听了进去，又告诉我，因为自己的戴罪之身，许多亲戚并不愿意接近她，也包括她曾经包庇的侄子的母亲——她的嫂子。而时姓女子的母亲，在体弱多病、自身难保的情况下，为保护女儿，她强撑着搬来和女儿住希望能照顾到她。
但这些措施显然没起到足够的威慑作用。 2021年9月的一个雨天，又一次遭遇那名男性的跟踪时，时姓女子在路上意外跌倒、怀孕4个月的她最终流产。
知道她流产后，我让时姓女子如实汇报给其所在司法所。后来，时姓女子告诉我，相应的派出有关人员上门安慰、送上营养品，他们提醒她因为流产，她的“两怀妇女”期提前结束，待身体恢复后，她的相关案件会进入重新审理的司法程序中。之后，时姓女子再没有得到任何回复，她为失去的孩子难过，她希望司法所为自己和未出世的孩子做主，却又不知如何维权。时姓女子对我也有所埋怨，认为当时听了我“要收集证据，避免被人指控诬告”的说法，她如果能早点汇报，是不是就不会失去自己的孩子？
我听后，心痛、无奈、委屈等情绪交织，却也无计可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