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贞平：重审大唐帝国的地缘战略——超越朝贡体制的下的多极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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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先生曾在《剑桥中国史·总序》中写道：“中国历史是人类共同遗产的一部分”。东西方学者在撰述中国历史时，有着相互学习、切磋的广阔的空间。

2. 问：今天的西方史学理论不断发展进步，历史学研究也开始提倡与其他社会科学理论进行“跨界”。在《多极亚洲中的唐朝》一书中，您运用了大量政治学的相关理论解释唐朝的对外政策以及动机。请您谈谈这对今天的隋唐史研究有哪些新的启示，是否会产生新的从未发现的问题？

答：西方史学理论根植于西方历史经验，这是它的局限性。但人类在如何构建社会组织、满足物质生活、处理国家关系等方面遇到过相似的挑战，西方史学理论在说明欧洲国家如何应对这些挑战时所使用的分析概念和理论框架，因此而与中国的历史经验产生了关联。这些概念、框架能启发我们思考，应该给予充分注意。但在借鉴时，不能把它们当作无所不包的一般原理来接受。相反，我们应该用中国的历史经验观照上述概念、框架，对其有所补充，修正，乃至否定而提出新的见解。刘子健基于对宋史的研究，提出以“包容政治”解释宋代的政治运作就是一个范例。我尝试以“软实力”解释唐朝的对外政策，并对这个概念重新定义。有学者认为，我误解了“软实力”首倡者小约瑟夫·奈。其实，唐廷在处理对外关系时所发展出来的“软实力”与小约瑟夫·奈的定义不尽相同，这毫不奇怪。唐廷的历史经验丰富了我们对“软实力”的理解。我以为，隋唐史的一些基本问题，仍然有重新解释的空间。这有赖于史学同行们用“新视角”审视“老问题”。这些“新解释”难免仍是一孔之见，但卻是推动历史研究的动力，也是每一代历史学者应尽的责任。

3.问：“礼”在隋唐的朝贡体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同样对于唐的周边国家，如何通过“礼”来确定自身在朝贡体系中的位置以及捍卫自身利益也是重要的问题。您曾经写过《唐代宾礼研究》一书，请您谈谈在当时的天下秩序中，“礼”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唐王朝的统治者又如何看待作为政治符号的“礼”以及背后的价值？

答：学界普遍认为，贯彻实施礼制能够产生权力关系，唐廷“五礼”（吉、嘉、宾、军、凶）因而加强了唐帝在国内、外的政治权威，维护了以唐廷为中心的国内、国际政治体制。上述论断不乏精辟之处，但也有一些不足：未能将国内礼仪（吉、嘉、军、凶）与外交礼仪（宾）区分开来；也未能看到外交礼仪的表象与国际关系的本质、地缘政治的实态有分离的趋势。一些学者主张，外交礼仪是唐廷构建世界秩序的手段，是其对外关系体制的基石，提出了“朝贡体制”、“天朝礼制”、“帝国秩序”、“天下秩序”等分析框架。但是，这些提法有一个缺陷：未能准确把握“制度”（秩序、体制）这一重要概念。名符其实的制度，必须具备制裁违规者的相应手段，以维护制度的正常运作，否则所谓的“制度”只能称为“顶层设计”。依照这一观点，唐代“宾礼”显然有“制度”及“顶层设计”双重属性。唐廷依据外国来使的国际地位，确定相应的礼仪安排；对拒不接受、违背礼仪安排的来访者，可使用扣押、监禁、驱逐等惩戒手段。在这一特定环境中，“宾礼”当然具有“制度”的属性。然而，一旦越出接待外国使节的场景，进入国际地缘政治的广阔空间，“宾礼”就丧失了“制度”的属性。它不能规范外国君主的国际行为，唐廷也时常缺乏惩戒“脱轨”的外国君主，使之循规蹈矩的意愿和必要的军事手段。这时的“宾礼”和“朝贡体制”仅仅是一种 “顶层设计”。其外交礼仪安排所表达的，只是唐廷“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观，与其对外关系的实质不存在必然联系。拙著《唐代宾礼研究》的主要论点是“宾礼”的“去政治化”，即“宾礼”并不总是如实反映国际关系的本质。外交礼仪安排已被抽去了实质的政治内容，成为使者向东道国君主致敬，确保外交活动顺利进行的手段。无独有偶，现代的外交礼仪也有“去政治化”的特征。

《唐代宾礼研究》

官方史书出于宣传“中国中心论”的政治需要，总是将双边关系描述为“君臣”关系。虽然唐廷在特定时期确实与一些国家的君主、部落首领建立过实质性的“君臣关系”，但多数情况下，“宾礼”所表现的“君臣”关系只具有象征性意义。换言之，“宾礼”外在形式所表现出来的“中国中心论”与双边关系的政治内涵时常有脱节现象。出现这种名实乖离的主要原因，是亚洲一些国家的君主，已经萌生了自身的“权力中心论”。因此，在探讨唐代对外关系时，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不被“礼制”、“册封”、“朝贡”的表象所迷惑。

4. 问：唐代的核心政治集团深受北朝政治文化的影响，有很深的胡化色彩，融合了塞外与中原不同的文化要素。您认为这种文化与认同上的杂糅性，对唐王朝的对外政策是否存在影响？

答：唐统治集团的主要人物无论是血统出身、生活方式、还是意识形态，都带有显著的“胡风”。他们因此而对边疆社会政治、物质生活的流动性有着深刻的认识，并据此形成了自身的对外政策及战略防御思想：国际关系的常态既不是旷日持久的和平，也不是延绵不断的战争，而是时时发生的边境摩擦、冲突。这种不稳定的状况即便是处于全盛时期的唐朝，也不能完全避免。唐廷官员对此反复权衡利弊后得出的结论是：军事征服和外国君主、部落首领向唐廷效忠都是暂时现象；唐廷不应将他们所在的地区正式纳入唐朝版图。为给边境地区提供一定的安全保障，最妥当的办法不是以唐廷的统治模式取代当地的权力架构，而是建立“羁縻州府”，实行间接统治。这样，即便羁縻州的首领、部民再度叛唐，唐廷也不会措手不及。

唐廷的战略防御思想也基于对边疆地域流动性的认识：不试图以有限资源建立漫长的边境线，不寻求牢固地控制广袤的边疆地区。对周边地区实行一定程度的控治之道是“纵深防御”，即在战略要地构筑城堡。但这些要塞不是要拒敌于国门之外，而是为监视对方，及时向朝廷报告敌情。一旦战事爆发，唐军将固守城池，待来犯之敌给养消耗殆尽，无力支撑下去时，再伺机反攻，击溃来敌。

唐廷对外政策的另一个特点是，不以抽象的道德原则作为决策依据。唐廷在公开场合一贯以“德”、“义”包装其对外政策。但唐廷此举是为了宣示皇权的正统性，巩固皇帝的地位，主要为国内政治服务。“德治”从不是唐廷的对外政策目标。亚洲的地缘政治版图处于不断变动之中，不是唐朝或其它国家能够一手塑造的。为更好地应对变化中的国际环境，妥善处理与邻国的关系，唐廷采用了“实用多元主义”的对外政策。即在决策时，充分考虑中国与四邻国家在特定时期的力量对比，具体外交举措、军事行动对唐朝和相关国家所带来的后果，再决定唐廷的国际行为模式。这包括运用“软实力”、“硬实力”（军事力量），或两者兼而用之。这就是唐王朝对外政策的“合宜性”及“功效性”。

概言之，唐廷的对外政策以道德理想主义为表，现实主义为里。唐廷常常根据具体情势，以渐进、实用的方式调整对外政策。在这些政策变动的背后，都可以看到游牧民族生活、思维方式的影响。

5. 问：贞观四年，西北诸蕃尊奉唐太宗为“天可汗”。台湾学者朱振宏认为“天可汗”的称号不是传统所认为的中原王朝统治者专用的称号。游牧民族君王强盛、武功傲世者都可以袭用这一称号。在您看来，在唐初的世界秩序中，除了以唐王朝为核心的世界秩序之外，是否也存在着另外的世界的秩序，比如以北亚草原为核心的一套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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