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美国占据了信息技术革命的领导权，经济增长维持到2007年次贷危机之前。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后，美国经济持续了十年左右的低增长。特朗普上台后，美国经济强劲复苏，但受全球不景气及高负债率的拖累，美国未来几年增长预期不容乐观。
世界是否会再次陷入“马尔萨斯陷阱”？
第三次技术革命的红利衰退，经济低增长的阵痛已经显现。欧洲民粹主义泛滥，极右翼势力崛起，意大利政党斗争激烈，法国黄背心运动声势浩大，德国默多克失势，英国脱欧变“拖欧”。
美国特朗普上台后，秉承“美国优先”原则，在全球到处退群，打破原有的国际秩序，同时对中国发动贸易战，向印度、墨西哥、日本、韩国以及欧洲都发起贸易摩擦。
图：
先发国家与后发国家的技术冲突模型，智本社
二战后，核武器、国际组织以及经济全球化，大大增加了战争的成本。交易费用更低的国际贸易，对战争具有一定的替代作用。
近代社会以来的第三次“马尔萨斯陷阱”，其表现形式主要是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经济封锁、军备竞赛、冷战或小规模战争。
其中，先发国家与后发国家的冲突尤为明显。这在政治学上被定义为“修昔底德陷阱”。
先发国家一般是技术创新者，获取最大的技术红利，处在利润金字塔的顶端。高利润吸引大量的资金涌入，当技术稳定时，投资收益率逐渐递减，经济增速下滑，直至低增长区，倒逼下一次技术变革。
后发国家享受先发国家的技术外溢红利，利润率相对低但成本低、增长快、周期短。这是新兴国家崛起的重要原因。
技术外溢红利主要来自几个方面：
一是技术模仿、剽窃。
先发国家一般对自己的核心技术保护严格。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英国将机械发明界定为国家机密并严厉打击外泄行为，通过了禁止纺织机械出口的法律。
作为后发国家，美国在工业早期也享受了英国及欧洲大陆的技术外溢红利。
英国人塞缪尔·斯莱特窃取了阿克莱特的纺纱机技术，在美国建立了第一座棉纺织厂，被称为“美国制造工业之父”。建国后，汉密尔顿甚至指派间谍去英国阿克莱特的工厂窃取技术（详见《
伟大的博弈 | 一篇篇激荡人心的政治散文
》）。
实际上，直到20世纪初，很多人都怀疑，美国的民主体制，不具备欧洲贵族传统的创新能力。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对美国制度能否激发创新感到困惑：“民主社会究竟能不能像贵族社会那样毫不费力地产生对于深刻知识既难能可贵又丰厚无比的热情？”
二是全球化产业转移。
当技术红利逐渐消失，落后的产业会转移到后发国家，先发国家“腾笼换鸟”，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例如，19世纪中期，英国将棉纺织产能转移到美洲；20世纪初，英国、美国将铁路产能转移到欧洲大陆、俄罗斯。
二战后，美国将纺织、钢铁产能转移到日本，而后转移到中国台湾、香港、韩国及东南亚国家。八九十年后，产业转移梯度延伸到中国内地。
产业转移带来投资与技术。日本、韩国的芯片、汽车，承接了美国产业转移的技术红利。中国的空调、电视、手机、汽车、个人计算机等亦如此。
核心技术，如发动机、通用芯片、操作系统、精密机床、光刻机依然掌握在先发国家。
这是一种互利共赢的市场行为。
三是技术及知识的外部性。
除了专利及知识产权外，大量知识、通用性技术、基础科学都具有公共性、外部性。后发国家，可以短时间内学习、改进制造技术、流水线、设计工艺、股票制度、公司制度、银行制度等。
全球化人才的交流及信息化的传播，大大缩短了技术及知识获取的成本。
复制、模仿、微创新的速度，要远远快于技术革命，尤其是底层技术变革。因此，享受技术外溢红利的后发国家增速要高于先发国家。
当先发国家技术红利消失，经济进入低增区，处于技术爬坡、积累的阶段时，后发国家快步逼近，二者就爆发冲突。
从19世纪中期开始，一直到20世纪初，美国的经济增速都要高于英国。1894年，美国工业生产总值超过英国。
到20世纪初，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技术红利消失，经济逐渐衰退。先发国英国与后发国美国爆发贸易冲突。
1905年，英国政府大臣张伯伦对美国发动了贸易战，谴责美国的高关税保护，以及低廉产品对英国的冲击。英国政府构建英联邦贸易圈围剿美国。这对长期奉行自由贸易的英国来说实属罕见。
不过，美国在二次工业革命中实际上居于主导地位，而非承接英国的外溢技术。
二战后，德国、日本的增速要快于美国。日本纺织、钢铁享受了外溢性技术红利，对美国构成了挑战。美国遂即在这两个领域对日本发起贸易战。
同样的逻辑，此后的日本化工、汽车、半导体、电子也遭遇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打击。
如今，第三次技术革命红利消失，西方世界进入低增长。欧洲国家半个世纪没有发生太大变化，除了信息领域，建筑、交通、能源、机械制造基本上在吃工业时代的老本。
作为先发国家的领头羊，美国处于技术爬坡期。如今，人工智能、新能源、基因技术、新材料等处于“叫好不叫座”的阶段，技术成熟度不够，没能大规模商用。
中国、印度获得了欧美国家几百年的工业技术及知识积累，同时叠加信息技术红利，经济增速远远大于美国及西方国家。
前有高山，后有追兵，差距越来越小。计算机、电视、汽车制造的大部分技术已外溢到了后发国家，逐渐逼近先发国家的技术高地。先发国家着急地对后发国家发动贸易战，试图修正贸易规则削弱后发国家的价格优势。
当双方经济快速增长时，互利共赢掩盖了分歧及矛盾。当技术红利消失，先发国家开始“计较”，盘算每一分得失，在规则上、技术上给后发国家找麻烦。
根本上说，只有下一次技术革命，才能将中美及世界带出“马尔萨斯陷阱”——冲突区。技术革命将先发国家的边际收益率大幅度提高，距离短时间内拉开，矛盾自然缓解，问题被增长遮蔽。
按照第一次、第二次技术革命的时间间隔，下次技术革命是否还得等待几十年？
第三次技术革命的定义一直存有争议。有一种观点是，第三次技术革命应该始于二战后，军用技术包括航空航天、核电、计算机、生物技术的民用化、市场化。这是第三次技术革命的1.0。
个人计算机、通用软件及互联网属于2.0。未来，人工智能、大数据及物联网应该属于3.0。当然，不排除氢能源、基因技术等底层技术革命。
在下一次技术突破之前，世界将进入“至暗时刻”，经历近代第三次“马尔萨斯陷阱”，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或不可避免。
货币周期
实体低增长 | 金融大牛市
世界是否进入理性预期的计划经济？
技术周期属于长周期，每次技术周期之下，又有很多次投资周期，典型的是10年左右的朱格拉周期。
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后，投资屡屡触发铁路、电力、钢铁泡沫危机。19世纪下半叶，世界经济呈现明显的朱格拉周期（10年左右）。
1857年，爆发了历史上第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
1866年，大量信贷资金从工业部门抽离进入金融投机市场，引发金融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