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异国想象与移民议题：
拉丁美洲现代主义的“中国情结”
拉丁美洲现代主义作家对“中国风”（chinoiserie）与“东方主义”（orientalism）的独特兴趣，不仅为其作品注入了异国情调，更成为理解移民、劳工与全球资本主义的重要切口。这种兴趣既非浪漫化的逃避现实，也非对异域文化的浮光掠影，而是深刻映射出他们对中国劳工及其社会处境的关切。鲁文·达里奥与胡利安·德尔卡萨尔（Julián del Casal）的诗作，通过探讨与中国贸易相关的主题，展现了亚洲与拉丁美洲之间的物质关联；何塞·马蒂（José Martí）虽在官方话语中对中国移民有所忽略，却公开谴责美国《排华法案》
（
Chinese Exclusion Act
，31页）
，以鲜明立场表达了对华工命运的同情。而塔布拉达在其日本旅行中，对中国劳工发表的矛盾性言论，既带有贬抑意味，又承认其技术价值；恩里克·戈麦斯·卡里略（Enrique Gómez Carrillo）则对中国商人的财富印象深刻，甚至预见中国将在全球资本主义中崛起，并认为华人移民将为美洲社会注入新活力。这些作家的态度复杂多元，既矛盾又充满洞见，不仅关注劳工的境遇，也反思了文化与经济网络的交织张力。
现代主义作家还通过旅行纪实（crónicas），生动描绘了中拉之间的物质与人力交流，呈现了东方旅行与蒸汽船交通如何塑造劳工迁徙的历史。旅行纪实不仅关注基础设施与贸易路线，更提供了关于资本流动与劳动力转移的重要线索。尤其是“华人通道档案”（coolie passage archive）的概念，揭示了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中国劳工跨洋迁徙过程中所遭遇的暴动与暴力，这些记录散见于英文媒体与冒险小说中，为全球劳工流动史提供了关键材料。透过重新审视这些档案，现代主义作家揭露了中国劳工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边缘化与物化命运，同时展现了他们在跨国贸易网络中不可或缺却屡遭异化的角色。档案的深入分析进一步揭示了全球资本流动与劳工迁徙对不平等社会关系的深刻影响，以及族群在全球化过程中被物化与排斥的复杂现象。这一切不仅是对历史的追溯，更是对现代性的深刻反思。
虚构的汉学：
博尔赫斯的文学想象与文化批判
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对中国的书写并非着眼于真实的中国或其文化，而是通过“汉学”这一学科的建构，探讨中国如何成为西方文化语境中一个被建构的研究对象。在他的批评性创作中，翻译、文学传统与文化建构相互交织，形成了对传统人文学科的深刻反思。这些思考不仅激发了关于“世界文学、人文主义与文学批评地缘政治的讨论”
（70页）
，也发展出一种独具拉丁美洲特色的文学批评形式。
博尔赫斯通过在文学杂志上发表大量关于中国经典英译与德译作品的评论，初步构建了其关于误译、幻想文学与文学传统的理论。他的这些评论与短篇小说不仅挑战了传统罗曼语文学的中心论话语，也对流亡拉美的西班牙知识分子试图在美洲重建卡斯蒂利亚中心主义的文化实践提出批评。在他看来，拉美文学批评应摆脱传统学术框架的束缚，转而发展一种更加本土化且更具创造性的批评模式。
面对阿根廷缺乏中国学专家与书籍的现实，博尔赫斯利用多语言教育背景与文学市场，以“无书而写”的方式，故意误读、误引甚至虚构中国文本。这种策略不仅是一种“虚构的汉学”，更是一种元文学的实践，表达了他对“从边缘翻译世界文学”的独特理解。他的短篇小说《小径分岔的花园》和《泰安的漫长追寻》（La prolongada búsqueda de Tai An）正是这种写作实践的集中体现，通过文学的方式揭示“我们所知的中国”实际上是西方文化对东方的一种建构。这种建构过程充满了偏差与误读，展现出西方在理解“他者”时的局限性。
1941年出版的《小径分岔的花园》
博尔赫斯选择幻想文学而非现实主义，通过批判性的文学想象重新定义翻译与原作的关系。他主张翻译可以超越原作，甚至越远离原作越具创造性。他的这种“反传统”翻译观颠覆了忠实性原则，并提出“不守纪律”与“可译性”作为研究外国文学的核心方法
（86页）
。这种翻译理论不仅是一种反讽的文化批评，也是对民族主义起源叙事的批判。
从文化与学术的角度看，博尔赫斯的虚构汉学与幻想文学开拓了拉美文学在世界文学体系中的新可能。他通过虚构、误译与创造性想象，质疑传统语文学科的中心定义，构建了一种批判性的文学形式，这种方法既是对主流文化的反叛，又为边缘文化参与全球文学对话开辟了新的空间。然而，这种“无书而写”的策略在提供创新视角的同时，也可能强化对中国的文化误解，其复杂性与局限性值得后续研究进一步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