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2024年大选中,
科技右翼群体不再满足于通过政治献金影响政策,而是尝试“去中间人”,直接与候选人建立强捆绑,还通过社交媒体和播客等向选民喊话。
帮助特朗普胜选后,该群体的政治影响力获得了空前证明与延展。
科技右翼群体政治参与感增强在
很大程度上源于对民主党的失望和自身实力的提升。
长期以来,硅谷和民主党之间存在一种默契:
民主党支持新技术发展、赞扬企业家精神、在数字领域采取轻监管方式,科技大亨则支持自由主义、累进税制、福利国家政策、慈善事业和民主党候选人。
然而过去四年,这种默契受到了巨大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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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党政府连续加息导致硅谷科技企业遭遇了利率上升、资本从科技行业转移、垄断性行业机会紧缩和盈利能力下降等多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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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党猛推文化多样性、包容性、公平性,强调“政治正确”,要求科技企业遵守“进步文化”,给其发展带来了沉重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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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政府实施高税收、反垄断、劳动保护等强监管政策,其中“未实现资本利得税”对于硅谷科技富豪的资产增值并不友好,对加密货币与人工智能行业的监管束缚也十分突出……
在这样的情况下,科技右翼群体迫切希望改变政策环境和企业内部文化氛围。
从核心意识形态上来看,科技右翼主张技术加速主义,将技术进步视为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在此基础上,
其政策主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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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崇尚技术乐观主义并主张放松监管。蒂尔倡导将技术发展作为“基本人权”,体现了一种技术至上的乐观主义。科技右翼的核心诉求是减少政府对科技行业的监管,尤其是在人工智能、加密货币和自动驾驶等领域,他们还抵制对初创企业的合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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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带有民族主义与孤立主义倾向。尽管科技右翼多为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他们却普遍支持某种形式的民族主义,主张保护美国科技产业的全球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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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反建制并倡导个人自由。科技右翼对传统政治机构和“管理主义”精英持怀疑态度,认为现代社会被自由派官僚过度控制。他们推崇个人自由和市场主导,反对多元化计划和工会力量。
从实力上来看,作为硅谷新兴的“技术权贵”,科技右翼的财富和影响力在过去二十年中迅速膨胀。
马斯克积累了数千亿美元的财富,蒂尔则通过风险投资控制了多家科技巨头。
同时,该群体还押注加密货币并成为该领域的主导力量。
此外,马斯克等人还通过收购社交媒体发挥了不容小觑的舆论影响力。
这使得该群体渐渐具备了将自身影响力延伸至政治领域乃至影响选举和干预政策制定的实力。
相较于反对民主党,科技右翼参与政治在
更大程度上是受利益驱动的。
他们希望通过支持特朗普来塑造低税率和宽松的并购环境,获得收益稳定的政府合同,
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国防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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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谷自1950年后就一直依靠政府支持。近几十年来,随着硅谷的繁荣发展,国防合同的重要性有所降低。但新冠疫情暴发后,随着金融投资回报率下降、美国在全球市场中面临的风险挑战日趋复杂,国防合同的重要性再度上升。
基于上述诉求,科技右翼群体与特朗普和共和党在2024年大选中结成了紧密的政治同盟,并希望在特朗普政府2.0时期获得政策与商业利益的双重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