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二、文献回顾与分析框架
（一）劳动社会学视野下的工人住宿安排
工人住宿作为辅助生产的后勤保障因素被纳入现代化生产体系是18世纪后期现代工厂在英国出现后的伴生物。波拉德（Sidney Pollard）考证发现，在许多国家，早期资本家向工人提供住所是为了方便就地获得忠诚且随时可用的劳动力。在18—19世纪的英国，在由羊毛和棉花工厂、矿场以及采石场等构成的“工厂村”（village factories），大厂雇主提供住所已是普遍、典型的做法，工厂宿舍不仅对工人形成租金和管理的双重控制，也为资方驱逐罢工者和问题工人提供了便利（Pollard,1965：200-202）。现代工业继承了这种“家长式”管理传统，为工人提供宿舍成为工厂的一项普遍的制度设置（Dore，1973）。雇主对工人及其家庭的“关照”本质是对劳工实施从生产到生活的管控，以保证特定的劳动力能长期持续为企业独家所用（Ackers，1998）。史密斯（Chris Smith）进一步指出，家长式管理并非普惠福利，它会根据劳动者的忠诚度、工作年限和技能水平而形成差异化的福利安排（Smith，2003：335）。
伴随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起步，工人宿舍也大规模出现。20世纪20年代，为解决劳工在城市的居住问题，南京国民政府在全国推行“劳工住宅建设运动”，政府联合企业、社会团体和私人共同投入，在上海、南京、汉口等地陆续修建“劳工新村”试点，并配套建设学校、诊所、运动场等基础设施（宣朝庆、赵芳婷，2011）。新中国成立后，国营工厂向职工提供住房被视为工人阶级的权益，单位住房以福利形式分配给工人及其家庭，“企业办社会”还附带提供托育、食堂和医疗等其他服务。在单位社区中，工会依托业余学校、工人俱乐部、文化宫等文教实践对工人开展文化教育，以使其从思想上培育新中国建设者的主人翁意识（符鹏，2018：54）。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市场转型、政企分开，国家不再直接介入企业经营管理，珠三角地区大量代工厂使用农民工从事生产，他们主要为工人个体而非家庭提供住宿，实现了管理权力对工人生产和生活的全面渗透（黄岩、朱少瑞，2021：78）。任焰、梁宏（2009）将中国工厂这种大量使用外来工人、利用宿舍为工人提供临时住所来控制劳动力再生产的用工方式概念化为“宿舍劳动体制”。一些研究者比较工厂宿舍和社会租房后指出，国家应积极推进政府主导的集体性消费投资，增加农民工生活基础设施的供给，改善其生活条件，从制度设计上帮助农民工适应和融入城市（徐道稳，2010；魏万青，2011）。
近年来，产业园区成为各地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前线，园区建设是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重要投入。政府的返场为产业园区治理和工人管理模式带来了新变化。一方面，园区巨大的空间和人口体量使其在城市社会中无法被忽视，属地政府也不能再袖手旁观。例如，上海市在2017年制定《城市总体规划》，明确了产业社区的定义和发展导向，提出产业社区要增加公共空间与公共服务设施（袁芯，2022：141）；2019年成都市发布《城乡社区发展治理总体规划》，产业社区被作为一种专门类型与城市社区、农村社区并列。另一方面，在基层治理重心下移、治理精细化导向下，政府的流动人口管理向服务、支持和在地接纳转向，不少园区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引入企业社会工作和其他专业服务，将政府、群团和社会组织的力量导入园区。李晓凤（2012）将珠三角地区2008年以来出现的企业社会工作服务分为厂内模式、外包模式、企业购买模式和项目嵌入模式，提出应建立“社区综合发展模式”以统合资源、形成治理合力。吴莹（2022）比较了不同时期产业空间基层单元的特征，从产城融合发展的角度将各地的建设实践分成佛山专业镇街转型模式、上海工业园区升级模式和成都集群新建模式三类。郭祎、陈长贵（2018）和张舒婷（2021）等对成都产业园区工人服务项目的分析提供了如何以社区治理方略开展产业园区工人服务的实例。在当前的基层实践中，产业园区已然由生产单位向治理单元转变。
（二）工业教育与农民工现代化
对人的现代化的讨论是社会学的经典命题。英格尔斯等学者非常强调工厂经历对个体成年后现代化的影响，尤其是现代工厂对劳动者生产行为、价值观念和社会生活的整体塑造：“工厂的环境能够使他们（工人）学会新的工作方法和新的思想方式……特别在培养人的现代性方面，工厂是一所学校”（英格尔斯等，1985：127）。中国学者自民国时期起便注意到，农民如何转变成工人、如何为现代工业培养合格劳工，事关国家从农村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型（刘艾玉，2004：23）。彼时大量的工厂调查显示，农民并不是即刻就能胜任工作的现代工人，他们在思想观念、生活作风、行为规范等方面的乡土惯习在进入车间后会转化为吃苦耐劳、拉帮结派、闲散消极等自相矛盾的表现（陈达，1933；田汝康，1946；费孝通，1999；闻翔，2013）。《昆厂劳工》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培养现代工人以适应工业生产的需要。史国衡以抗战内迁时期昆明一家国营军工厂的工人为研究对象，从家庭背景、生活习惯、个人兴趣、集体心理等方面谈到工人的管教和继替，提出“管教合一”的理念，强调“用人力来改进我们的工人素质”以应对“工人与新工业不相拍合”的问题（史国衡，1946）。史国衡用“工业教育”来表述工厂生产对人的改变，与英格尔斯对工业生产塑造人的现代化的看法不谋而合，他指出，“在这个过程里，包括生活方式的转变，两种不同文化的调适，社会价值的重新规划：人们的心理状态更得在这种冲击动荡之下求其平衡”（史国衡，1946：168）。
在民国时期，为增进生产、振兴中华，对工人实施教化并开展系统的教育受到政府当局的重视。根据李忠（2010）的研究，南京国民政府不仅出台了法令，而且设立了专门的劳工教育管理机构。各地工厂积极响应，涌现出一批教育型企业，如康元印刷制罐厂建设“学校化之工厂”和“工厂化之学校”（沈刚中，1934：65），力图使工人成为具有建设能力的公民。杨可（2013，2016）对民生公司的研究重现了国家文明化进程中进步企业家如何以工厂为试验场，依托现代化的集体生活重塑工人的职业与社会凝聚力：工厂变成国家开展文明教化的试验田，宿舍也成为将劳工培育成现代公民的关键场所。司文晶、宣朝庆2019对恒源纱厂女工管理档案的分析提供了工人宿舍作为教化空间塑造工人、又被工人重塑的另一例证。他们发现，女工以及基层管理者之间存在以宿舍为核心场域、以业缘友情为主要纽带的宿舍共同体，组织化的社团和集体生活对女工的日常生活体验、现代观念启蒙、知识图示和技能形成产生了较大影响，推动了她们的现代化。司文晶（2019）用“工厂依附型市民化”来概括近代农民工在工人社区习得现代都市思维和行为方式的教化机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大量农民、手工业者、城市贫民加入工人行列，但其散漫的习惯和落后的文化素养还不能适应大规模现代工业建设的要求（田毅鹏、余敏，2015：95）。从1953年起，劳动部门联合工会、企业在全国开展巩固劳动纪律教育运动，并以此为起点多方面推进工业企业新的劳动规制建设。通过观念教育、组织竞赛、整顿纪律等举措，具有现代劳动观念的社会主义工人队伍逐渐形成（吴长青，2012；谌颖，2015）。
当前，社会学对农民工现代化的关注已从工业教育视角转向工厂和生产之外的社会机制分析，将现代特质的发展作为外出、流动和城市生活顺理成章的结果，关注农民工的城市生活困境，反思制度和结构原因，尝试构建其城市融入的路径和机制（张春龙，2014；夏柱智，2020；冯承才，2021）。随着新生代成为农民工的主力，青年的人群特质被纳入考量，不少研究聚焦新兴媒体、人际交往、权利意识和制度设置等因素对年轻人在身份认同、居留意愿、职业规划和婚恋观念等方面的影响及其与传统农民工的代际差异（梁土坤，2018；黄斌欢，2020；张超、黄晓星，2023）。同时，劳动社会学开始重视劳动力再生产的社会机制，在布洛维（Michael Burawoy）“拆分型生产体制”理论（Burawoy,1976）的影响下，一些研究聚焦农民工劳动力再生产“维持”与“更新”的分离及其后果，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生活的家庭策略和青年一代的就业、技能与职业发展等议题展开了充分讨论（郭于华、黄斌欢，2014；郭庆，2020；王欧，2022；朱茂静，2023；姚志等，2023）。
（三）文献述评与分析框架
作为劳动力再生产的空间场域，工人住宿一直受到劳动社会学关注。近年来，在微观层面，以“宿舍劳动体制”为代表的相关研究批判资方通过空间权力来控制和约束工人，使劳动力再生产全面臣服于强势的生产安排；在政策层面，以农民工城市融入和权益平等为导向的研究集中于对城市公共住房政策、农民工及其家庭城市居住决策的解析，倡导政府加大公共投入，帮助农民工市民化。杨可（2016）、司文晶（2019）等对民国工厂工人教化的讨论重启了空间向度下工业教育的研究传统，本文将由此继续深入，将劳工教化的传统议题置于当代产业园区治理场域，探讨融合了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多方参与，以及集成了公共服务、物业服务和社会服务等多重功能的园区经历如何塑造现代产业工人。基于已有研究的观点，本文将“工业教育”与“工业教育”意思相近、常被交替使用的还有“劳工教育”“工人教育”等概念。我们认为，工业教育侧重教育的缘由和实施的场景，凸显工业生产及生产环境对人的教化和培育。劳工教育和工人教育的重心则在于教育的对象，突出对工人施行提高文化素质、培养文明行为的各种举措。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革命活动中，通过夜校、工人补习班等开展劳工教育也是党培育先进分子、发展革命队伍的工作方法。界定为现代工业生产对工人行为、观念和社会交往等方面的综合形塑，使工人不仅适应生产要求，而且在生活中能融入周遭环境。论文的主体部分将沿生产—生活双向维度对这三个方面展开分析。
此外，从人群研究的角度，青年农民工的成年过程与进厂为工经历重合，若淡化对青年农民工生产和工厂经历的分析，只谈他们在城市中的择业、居留和融入等方面的问题，将导致我们对过程要素和关键环节的把握不够准确，影响对策建议的有效性。理论和经验事实都提示我们，成为一名合格的现代产业工人需要个体从观念到行为的一系列转变（史国衡，1946），工业教育不只发生在生产实践中，再生产领域对人性情的培育同样重要，因此有必要重拾工业教育的初心，回到现代工业生产对人的改变这一问题起点上来。既有研究多将生产与再生产互相作为对方的背景，侧重分析其中一方，产业园区则提供了将工人生产与生活并置分析的理想空间。
本文采取“生产塑造＋生活培育”的双向分析思路，从行为、观念和社会交往三方面解析产业园区青年农民工接受工业教育的过程与结果。“生产塑造”指的是青年农民工在车间里的劳动实践；“生活培育”则指公寓区的多主体服务对青年农民工社会和公民属性的熏陶、刻画。当产业园区从以企业为主体的生产单位转变为政府介入的一种社区治理单元时，它已不再是单纯的生产空间，而是一个集合了车间厂房、员工宿舍和治理阵地的多主体交互场域。在这里，车间劳动通过精确的时间和空间安排把工人训练为符合现代工业生产要求的劳动力，同时园区各主体开展的集体活动起到了组织群体生活、培育公共意识、推动公共参与的作用，促进了青年农民工再生产领域的现代化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