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
为生存而斗争
”
那里所接触到的不是一个事实，而是一个假设。接下来当然就包含了一种对于自然的全面理解：作者并没有提出相反的假设，而是指出可以确定的实情：这里所涉及的斗争仅仅是作为例外而显现的，生活本身的特征不是困乏，而是丰盈，因此，没有理由去为争夺食物资源而斗争。相反，人们会为了权力而斗争
——
这基于尼采对现实的理解，他在讨论中将之作为一个核心范畴。对于这种现实理解而言，就像自然本身一样，显然不需要任何凭据（
Belege
），更别提什么证明了：这种做法会刺激到所有最初愿意遵循如下要求的读者，即，达尔文及其追随者必须证明他们的现实理解是正确的。至于尼采自己也应该为他的现实理解辩护，这样蹩脚的无理要求，就被默默地无视了。
当然，在这里，尼采绝不是简单地把他的批评奠基于他对自然本质的预言式个人理解之上。相反，他依赖于威廉
·
亨利
·
罗尔夫（
William Henry Rolph
）在其反对达尔文生物学问题中（这些问题尼采曾集中钻研过）所提出的有科学依据的异议。对于自己的这种依赖，尼采并未详加说明。
[4]
尼采在罗尔夫书中如下段落上做了标注，并在其最后边缘处留下笔记
——“
扩大生命
”
：
“
当然，生存之斗争不是为了存在而斗争，不是为了自我保全而斗争，不是为了
‘
获得必不可少的生活必需品而斗争
’
，而是为了获得更多
的收益
而斗争。这种斗争不会受到妨碍生物生命的生存环境的影响，相反，它是不变的，永恒的；它不会消亡，因此，即使没有极致的丰盈，也不会存在针对贪求无度的调适。此外，生存斗争不是
一种防卫性斗争
，而是一种
侵略战争
，只有在某些情况下，它才会转变成为一种防御性的斗争。虽然，生长、扩张以及完美化是成功的
侵略战争
所产生的
结果
，但是这绝非侵略战争的目的，甚至也不是自然中所固有的某种倾向。对达尔文主义者而言，如果某处生物的存在并未
受到威胁
，那么该处就
不会存在生存斗争
，但是对我而言，生命的斗争无所不在：它首先是一种生命斗争，一种为了生命的
扩张
而进行的斗争，而不是为了生命之存在而进行的斗争！
”[5]
尼采改编了罗尔夫的说法
[6]
，一方面他通过引入自己的权力与权力提升概念
[7]
，另一方面他又通过淡化罗尔夫的真实趣旨，即
“
完美化
”
（
Vervollkommnung
）问题，罗尔夫将完美化视为一种伦理准则：
“
我们所有相关者的生活准则是：前进！努力地改善你自己！
”[8]
尼采于下文提道，在为了生存而斗争的情况中，获得胜利的绝非更完美、更强大的个体，而是更弱小的个体；这样尼采就拒绝把物种的完美化视为发展的非预期性产物。尼采一直在努力地使自己不与他人相混淆，因此，他不仅反对达尔文，而且也反对自己的反达尔文主义引介人罗尔夫（唯有知情的业内人士才可以察觉到这一点），为了在改编他人思想时表现出自己的知识自主权。需要指出的是，尼采并未非议罗尔夫对利他主义的思考。罗尔夫写道：
“
繁殖事务绝非
一种利他主义工序
”
，就此尼采在该页边角处标注道：
“
小便亦是如此
”
。
[9]
有趣的是，尼采在提出他的丰裕之自然概念之后，并没有就此进一步说明，而是转而探讨为生存而斗争这一例外状况，这一例外状况的确会出现，但却与
“
达尔文学派
”
所希望的恰恰相反：
“
强者
”
、
“
特权阶层
”
、
“
幸运的例外人士
”
并非此类斗争的受益者，而是此类斗争的受害者。接着，如上文所述，尼采宣称（隐含着针对罗尔夫）：物种不会以完美状态成长，因为弱者总是会统治强者。尼采给出的两个理由是：弱者数量更多，并且他们更狡猾。
在研究第
14
节第二部分（关于精神概念的讨论）之前，我们暂且先停留片刻做个小结：首先，尼采从理论上的自我认同出发，拒斥了达尔文的自然观。他假设了一种资源丰盈状态下的权力斗争，来取代资源匮乏状态下的生存斗争。接着尼采承认，
“
为生存而斗争
”
会出现，但其结果却与达尔文主义者所假定的结果不同，也就是说，其代价是，牺牲掉强者，牺牲掉物种的完美化。需要说明的是，在达尔文的概念里，并没有说最强者会得以生存，而是说最适应者会得以生存，最适者生存（这是赫伯特
·
斯宾塞的概念，达尔文应该是在《物种起源》第五版（
1869
）中采纳了这一概念）。在尼采那里，这些最适者肯定会被指认为
“
弱者
”
。由此可见，这里与
“
达尔文学派
”
相对立的，只是一种表面的、修辞性的敌对声明。
要在达尔文那里诠释出一种道德目的论及历史目的论的完美化理念，这并非是没有问题的，因为确切地说，达尔文所谈论的是物种对于各自环境条件的最佳适应，而这最多呈现出了一些情境上的完美化。
[10]
不可否认的是，在
19
世纪晚期的许多达尔文主义者那里，进化理论已经与历史哲学的进步信仰联系在了一起，
[11]
所以，
“
达尔文学派
”
必定会遭受到尼采的一种相应的认知模糊的指责。
[12]
当然，有趣的是，尽管尼采在相关章节里并未提出完美化的对立命题，但是他却建议，我们要把进化理解成为一种衰败史，因为最后应该只有
“
弱者
”
才能够实现自己。众所周知，尼采在其晚期作品中从未厌倦对于弱者统治的抱怨。可见，在这里，这种被信以为真的达尔文主义的进化目的论，并没有被任何摒弃进化目的论的理智行为所反对（在摒弃进化目的论时，人们甚至可以援引
“
真实的达尔文
”
为证），而是给出了一种对于确定的自然事实的批评，即对于如下事实的批评：长远来看，强者会被弱者所战胜，因此，这是一种通往衰败的目的论，即颓废的目的论。《偶像的黄昏》（
“
漫游
”
第
14
节）宣告了对于物种完满论（
Gattungsperfektibilismus
）之信仰的失效，以及对于伟大个体统治民众之希望的信念的失效。然而，与此相反，在
“
漫游
”
第
44
节（
KSA
第
6
卷，第
145-146
页）以及
48
节（同上，第
150-151
页），尼采似乎又重新找回了这一希望，因此，这两节与
“
反达尔文
”
章节之间构成一种强烈的紧张关系。由此，在解释
“
反达尔文
”
这一章节时，就会产生一些明显的问题：如果
“
为生命而斗争
”
实际上是一种生物性事实（即使它只是一种
“
例外
”
），那么，这里就隐含着一种针对自然运作方式的道德化保留：自然本身似乎与尼采自己基于强者之胜利所形成的价值偏好相矛盾。这种与自然的对立，在结构上恰恰相当于尼采在基督教那里所诊断出来的与自然的对立：基督教想要否定自然。这难道不是一种具有讽刺意味的卖弄风骚吗？
于是有人就会思考，为权力而斗争这种情况是否适宜？此类斗争在自然中取代了
“
为生存而斗争
”
，那么它展现的究竟是不是实际的正常状况？在
“
弱者
”
与
“
强者
”
那里，是否真的会关涉到生存斗争这样的例外状况，或者权力斗争这样的正常状况？
“
但假定有这种斗争
——
并且事实上，这种斗争确实会出现
”
（
KSA
第
6
卷，第
120
页），尼采的这种说辞所指涉的东西显然被有意地模糊化了，因此，一些阐释者在晚期尼采那里很难辨识出这两种不同的斗争形式（这两种斗争形式的区分源自《快乐的科学》，
KSA
第
3
卷，第
585
至
586
页）。
[13]
经过仔细观察，
“
反达尔文
”
章节依赖于一种系统化的模糊性，这种模糊性不管作者是何意愿，都会使其不与他者相混淆，并且绝不允许作者秉持一种全然明晰的立场。在这一章节的第二部分里，斗争究竟围绕着什么展开，是围绕着稀缺的生存资源，还是围绕着权力，这并不清楚。
最后，由于尼采有意不给出提示，来说明这里谈论的究竟是哪种生物类型，因此也导致了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或许意指的只是人科动物（
Hominiden
），因此尼采是以生物进化的术语来谈论一种人类历史的发展，以便参与到当代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争论中来，而并非是对之不加修改。或者，这种包括了弱者的胜利在内的斗争形式也会发生于其他任意生物身上
——
诸如冷杉，单细胞生物，马来貘，以及鹦鹉？这个章节的重点是，尼采并没有把
“
精神
”
与那此被群众以数量所制胜的
“
强者
”
联系起来，而是与精明（
Klugheit
）联系起来，精神明确地保留给了
“
弱者
”
（
KSA
第
6
卷，《偶像的黄昏》，第
121
页）。在《道德的谱系》第一篇中，尼采得出了如下思想：
“
如果没有这种精神，这种从软弱无能之辈那里进入到历史中的精神，人类历史就是一件太过愚蠢的事情
”
（
KSA
第
5
卷，第
267
页）。在
“
漫游
”
第
14
节，精神是一种弱者对付强者的手段：
“
为了获得精神，人们就必须拥有精神
”
（
KSA
第
6
卷，第
121
页）。尽管达尔文被指责说他遗忘了精神，但精神还是在进化论的方案中得到了解释，生理条件劣等者最好地适应了他们的环境条件，而这种环境条件起初是由生理条件强健者（即
“
强者
”
）决定的，最终劣等者战胜了强健者。在此，尼采并没有放弃用自然科学术语来表达整全（
Das Ganze
）：
“
就像人们所看到的那样，我理解的精神是，谨慎、耐性、刁钻、虚伪、长期的自我克制、以及一切适应环境（
mimicry
）的东西（大部分所谓的德性都属于后者）
”
（同上，第
121
页）。显然，精神作为
“
弱者
”
的武器在进化上是非常成功的，因此，
“
长期的自我克制
”
这个概念不可能（如其被人们所预料的那样）是全然消极的。为了人类的发展而接受精神进化的必要性，这种考虑在这里显然会被涉及到（尽管没有被明确说明），在
“
漫游
”
第
14
节里，马尔萨斯对达尔文进化论的基本假设被拒绝作为一般的自然哲学命题：精神发展作为弱者自我强大的手段，其前提条件恰恰是弱者的匮乏。虽然这是权力匮乏的表现，但是权力匮乏作为资源支配性匮乏又意味着什么呢？
“
漫游
”
第
14
节里的这种内在张力显示了，尼采对进化与精神的思考在实验上有多么强烈，而在概念沉淀上却有多么稀少。他对
“
精神
”
的解释首先就是对于观念论精神概念的挑衅，并且以相应的生理进化为根基。
[14]
如果孤立地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