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全球非银行债务中约有46%以美元计价，其中新兴经济体占三分之一。在公司利润增长有限的环境下，美元升值和利率上升会增加新兴经济体再融资和还债难度。如果特朗普政府实施贸易保护措施，新兴经济体对美国出口减少，加上美国促使海外企业将利润返回美国，美元资金来源减少，情况将更加恶化。
总的来看，全球金融市场稳定性在增强，但新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因素也在形成。
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在2017年第一季度上升到了历史高点。美国新政府政策主张的不确定性，欧洲大选以及更多国家可能退出欧盟的不确定性，特别是美联储有可能加速升息，主要央行政策进一步分化等仍然是影响美元价值、投资者信心、全球资本和信贷流向的重要因素。
三、美国特朗普政府基础设施建设的规模与融资方式分析
美国基础设施规模与人均水平世界领先，但是老旧程度十分严重，更新、整修与维护资金缺口巨大。特朗普期望通过大规模基建投资改善这一状况，但美国财政预算有限，预计将通过公私合作模式和对私人投资税收抵免来融资。
1.美国基础设施建设现状
历史上，美国有两次较大的基础设施建设潮
。一次是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新政时期，利用大规模基建投资应对经济萧条；一次是20世纪50年代艾森豪威尔主政时期，签署联邦资助公路法案，修建州际高速公路体系以连接城乡地区，刺激经济增长。这两次建设潮为美国基础设施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当前美国基础设施总规模和人均占有率世界领先。
其中，铁路运输总里程逾25万公里，远超其他国家；人均占有率接近世界平均水平5倍，远高于除加拿大以外的其他主要国家。公路运输总里程659万公里，超过加拿大、日本、中国、印度等国；人均里程仅次于加拿大，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航空运输方面，美国有13513个机场，密度略低于英国，但远高于日本、巴西、中国、印度等国。管道运输总里程223万公里，人均管道里程世界最长。
虽然美国基础设施总规模和人均占有率处于领先地位，但设施老化程度十分严重，一定程度影响了居民生活和经济发展效率。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竞争力报告》，当前美国基础设施质量位居全球第19位，排在西班牙、葡萄牙和阿曼之后。
全美约有65%的主要道路亟待维护或重修，6.5万座桥梁结构存在缺陷，25%的桥梁已经无法满足交通需求。基础设施资金投入不足导致美国人每年花费55亿小时在交通通勤上，造成1200亿美元的额外燃料和时间损失。此外，美国企业每年需要为额外的货运成本支付270亿美元，削弱了企业竞争力。
2.特朗普新政中基础设施建设规模
奥巴马执政期八年期间，一直强调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但效果非常有限。美国两党的意识形态之争以及利益博弈使得奥巴马的“基建梦”在国会中寸步难行。2009年近800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中，基础设施建设规模不过100亿美元；2011年，奥巴马政府就业法案中总额为60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议案遭到参议院否决；2012年联邦财政预算中，奥巴马政府提出总投资530亿美元的全国高铁计划，依旧被否决。直到2015年12月，奥巴马“基建梦”才有所突破，签署为期5年的《修复美国地面运输法案》，为2016-2020年美国公路、桥梁、轨道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提供3000亿美元资金。
特朗普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建设，并将其作为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抓手。特朗普认为美国人因交通拥挤浪费了太多时间，联邦政府把大量金钱用于对外战争，却不改善国内交通系统，是不合理行为。他主张增加财政支出，计划任内投入1万亿美元修复内陆交通设施，重建高速公路、桥梁、隧道、机场和铁路，争取让美国基础设施达到“首屈一指”的水平。
3.美国基础设施建设融资方式面临困难
当前美国基建更新、整修与维护的费用资金缺口巨大。
根据2016年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的模型估计，2016-2025年美国基建存在1.44万亿美元的投资资金缺口,将导致GDP少增3.96万亿美元，2026-2040年将存在5.18万亿美元资金缺口，GDP少增14.2万亿美元。按板块分，2016-2025年，内陆运输、污水处理系统、电子电气设施、机场、内陆海运的资金缺口分别为1.1万亿、1050亿、1770亿、420亿和150亿美元。
然而，特朗普新政减税与增支并举使基建融资面临困难。
特朗普新政中两个重要支点：一是大规模翻新重建美国基础设施，二是对工人和企业减税。前者意味着大规模财政投入，后者意味着政府财政收入将显著下降。据美国税收基金会测算，特朗普财政计划在未来10年将减少4.4-5.9万亿美元联邦财政收入，并产生12万亿美元债务。因此，特朗普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应对政府开支触及债务上限。
解决这一矛盾，一是节省财政开支，二是加大国债发行规模。然而，过去几届政府经验已经证明，政府支出削减空间有限，近三分之二联邦政府税收收入用于强制性支出，包括社保、医保和国债利息。增加国债发行规模恐也无法如愿，一方面，美国国债总额已经接近20万亿美元，占GDP比例已经从2000年的55%上涨至2016年的108%,发行空间有限。另一方面，美联储处于加息周期，既增加了联邦政府存量债务的偿还负担，也增加了新增债务融资成本。因此，无法完全依靠发行国债筹集资金。
根据特朗普计划，解决出路是调动私人资本和国外资本投资热情。特朗普曾在“百日计划”中提到，要通过公私合作模式和对私人投资税收抵免来进行融资；此外，还计划对“边境税”进行抵免来吸引私人投资。特朗普的税改方案曾主张对美国企业汇回国内的海外利润征收10%的所得税，在这一计划下，企业可以使用基础设施股权投资进行税收抵免，抵消10%的海外利润税。
然而，特朗普团队提议的税收减免存在软肋，需要继续完善。由于私人资本对收益率要求较高，将通过收取或增加过路费等措施提高回报，这将增加民众消费支出。此外私人资本风险管理和风险规避意识更强，对项目要求更高，将重点关注具有更高现金流水平的项目，愿意参与的项目有限。
总之，美国政府逐渐意识到，落后的基础设施已成为经济增长和制造业复苏的重要制约。
为此，特朗普上台后，迫切希望改变国内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现状，但囿于政府财政预算限制，基建项目存在较大资金缺口。为解决这些问题，特朗普欢迎私人资本和海外资本进入基建领域，希望通过PPP模式和税收抵免政策解决融资缺口。
四、欧洲政经风险上升的根源与前景
面对2016年的诸多挑战，欧盟28国展现出良好的经济韧性。尽管2017年欧洲经济有望稳步复苏，但内部结构性问题依然突出，最大的风险是政治不确定性上升，一体化前景引发市场忧虑。
1.欧洲政经风险上升的原因
欧盟内部结构失衡成为欧洲一体化遇阻的根源。
经济一体化理论与实践表明，一体化组织成员间同质性越高，创造效应就越明显；成员间异质性越高，则转移效应将超过创造效应，加剧内部经济差距，最终破坏一体化组织结构。尽管当前欧盟正在走向复苏，失业率降至历史新低，但在经济、社会各部门以及不同区域之间，复苏与发展的势头并不平稳均衡。
自成立以来，欧盟各国的发展水平存在明显差异，西欧国家相对发达，中东欧国家相对落后。在经济增速方面，近年来中东欧国家GDP增速显著回升，德国、法国等主要经济体稳步复苏，希腊、西班牙、意大利等南部经济体则面临困境。在劳动与就业方面，南欧劳动生产率明显低于北部经济体，德国2016年失业率为4.1%，而希腊、西班牙、克罗地亚、意大利、葡萄牙等国失业率超过10%，致使民众对于欧盟及本国政府产生强烈的不满情绪，进一步加剧政治风险。
欧盟经济地位下降、 安全与边境威胁上升，加剧内部矛盾 。
尽管欧盟仍是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与贸易体以及第二大货币所在地，但其全球经济地位已显著动摇。欧盟经济实力面临相对减弱的现实挑战，GDP全球占比由上世纪80年代的30%左右降至22%，预计2030年这一比例将远低于20%。快速老龄化冲击欧洲，欧盟人口全球占比预计由上世纪90年代的25%左右降至2060年的5%。
欧元在国际外汇储备中份额近十年来下降约5个百分点。同时，全球局势日益紧张，地缘政治风险大幅上升，中东、非洲区域恐怖活动肆虐。恐怖袭击冲击欧洲，移民压力倍增，难民危机达到二战以来最大规模，对欧盟成员的社会稳定及边境管理等带来巨大挑战，进一步加剧成员间内部矛盾。
欧盟机制安排缺乏灵活性， 在危机时期加剧内部失衡。28个成员捆绑为一体，正如三国赤壁之战的铁索连舟，胜势前行时如履平地，一旦遭遇较大冲击或某一环节出现问题，就会难以转向、分崩离析。欧盟结构较为复杂，成员需要遵从欧盟与自身双重标准和利益，在内政外交、调控工具等方面相互掣肘，受到一定限制。统一发声与行动，是成员让渡各自利益、相互妥协的结果，在繁荣发展时期易于达成共识，陷入困境时则冲突上升、政策效率与信任度下降，加剧危机形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