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如果大姐要给我吃，我印象中父母会说，姐姐要高考，要补营养。以致于现在我和老婆说，如果你要弄鸡给我吃，就请弄那种油非常多、多得发黄的鸡汤，乌骨鸡可能有营养，但我实在对其没有兴趣；我们乡下中学，通常都是用家用搪瓷茶缸打井水炖饭，当那么多小鬼头同时挤在井口，打水非常艰难。
我看到大姐有一个大铁桶，我就要，父母继续阻止，说大姐高考，你还小，等大姐考上大学后，再给你用。我终于没有用上那个铁水桶。
多年以后，我徒步去过大姐读书的高中，那是都昌二中。我想着大姐在这里的生活、她的才气，我想着我们家和大姐的命运，那种沉重和忧伤，使我唏嘘不已。
都昌二中的路边，是我印象中少见的起伏延伸到天际的公路，碧云高天，像电脑里的公路飙车游戏，我一路步行，感受这旷远的大地。
我已经不记得大姐高考了几年，然而结果永远是失望。大姐性格极其自尊，她似乎无法接受这种局面。我记得有一个夏天，我离散几十年的外婆，第一次从重庆来我家探亲。
那个时候，家门口的晒谷场上，黑黑的豆制品冒着一种奇怪的香味，外婆似乎摇着蒲扇在乘凉，或许是那一天分数出来了，又没有考上，或许大姐和妈妈吵了一架，她负气在晚上跑了出去。我们全家吓坏了。
爸爸带着族亲去寻找，晚上涧里的池塘边、山上，担心出事，最后我记得是在村口的稻田边找到了她。她正在暗夜里哭泣。
我无法知道她的感受，我想如果有一万次这样的机会，我也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我宁愿自己承受。而我们乡下的夏夜，似乎永远发生着悲剧，不是有人跑了，就是婆媳吵架，要不就是远方隐约的为第二天水和牛的使用，农人的争吵。
大姐回家后，家里是一种夏夜里炸开锅的酷热。或许，这种记忆，反而是一种能承受的阵痛。多少次却是这样的，爸爸陪着笑脸，告诉别人。
今年真考上了，她哥哥正在为她寻找好的志愿和学校呢，然而最后的结果却是江西年年降分，那一年偏偏又涨分，又没考上，那种痛苦，父亲是乐观的人，他也无法控制不小心地哀叹一声，整个家庭进入长时间的沉默。而我则朦胧感知，似乎是好事，但马上又似乎是坏事，家庭被一层阴影笼罩。
当然，它并没有影响我一天到晚跑在外面，而大姐的遭遇，也并没有对我起到多大的励志作用。而有次夏天，则又是兴奋一阵，因为大姐的分数，似乎上了定向，然而最后的结果，却是如果报了统招就好了，我记得那时的傍晚，全家人拿着一张这方面的纸，默然无语，默然承受。
而有时，家庭似乎也有短暂的话题。那是大姐的临村同学，经过几轮补习后，终于考上了似乎是畜牧类学校，四乡八邻都在传笑着，她父亲嚷嚷着不让她去读，说考了一个阉猪的学校，有什么意思，最后父女扛着被袋去学校，父亲回来后才感叹，原来那么好的学校，一辈子没见过那么多高楼。
我想父母之所以乐意传这个笑话，是他们尊贵的心灵里面，从父辈的文化优越开始，延续以大儿子方圆少有的研究生、大学老师身份，认为自己的女儿迟早能考上好大学，他们有这个信心，他们也必须这样走下去。
似乎，当母亲迎来喜鹊对它的青睐后，这样走下去——读书，考上大学——也就成了附身的符咒，你的得到，意味着从此不能解脱。
有时，我记得是一灯如豆的寒夜，母亲和我、二姐坐在灯下，情景幽暗而无奈。我正在吃饱了撑着式的转五分钱玩，母亲说，你转转看然后按下去，如果是钱的正面，则大姐明年能考上。
于是我转了，我似乎能控制正反面，结果真的是正面，全家人似乎喜形于色，母亲似乎喃喃地控制不住激动：难道明年真的能考上？
然而，姐姐终于到她的最后一次高考，依然没有考上，分数反而越来越远，去过县中补习，去过哥哥教书的九江补习，估计教材和考卷方式都换过几次，也没有考上。
我记得，四乡八里的很多农民子弟，都这样日复一日地、年复一年地高考着，他们都勤俭节约、刻苦认真，然而依然最后被打倒在地，绝望地看着城市远去，而坠入他们自认为不应该呆的田间泥潭，那里，很多乡亲正在漫长的劳作，并且不忘调笑几句，有什么好考的，还不如早和我们一起种田呢？
那些人，已经哪里去了，多少年后，他们的内心深处，记不记得这样的角落。我的大姐，以她的天资，是早应该考上的，我想她不是一个特别有刻苦、坚韧意识的人，她的文化气质和性情一如我，然而她不可能有男性的无赖和坚韧，这对于一个硬生生的乡村考试环境来说，她错到了地方，错放了性情，错过了时代，她应该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文化工作者。
然而我永远记得他给我买的笔记本，上面写着弟弟要观察生活的话，我永远记得她在县中读书时，给我买的回家路上吃的西红柿，我从来没吃过那么好吃的西红柿，那是在夏天的正午。几年之后，她在县医院生产，我的幼小的外甥正承受着人间至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