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20世纪20年代末的革命文学论争历来是聚讼纷纭之所，成仿吾的文章也引发了不小的争议。然而，以后见之明观之，“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这一提法却较为准确地捕捉到了现代文学在其后几年中的大势流向。在文艺大众化的原则下，“革命文学”运动愈演愈烈，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成为决定作品的题材选择、情节设计乃至批评方式的主导因素。在语言形式的层面，也有越来越多的作家开始主动学习、使用更为日常的、贴近工农用语习惯的表达方式，力求通俗易懂，以期获得更好的传播效应。
不过，随着革命文学实践的展开，左翼作家日益发现，不论他们的作品在语体层面如何变革，事实上都无法充分回应现实的具体状况。因为在绝大多数不具有识字能力的工农群体那里，以书面文本的创制和阅读为主要形态的“文学”活动事实上本身就不是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所熟悉的精神与文化生活方式。更为传统的戏曲、讲书、民谣等以口头传播与身体表演为核心的文类，才是真正为工农所“喜闻乐见”的形式。也就是说，革命文学的展开带来了对“文学”本身的反思与拓展，并要求革命“文学”必须走向革命“文艺”，必须从单一的书面文本走向以多维的感官经验为媒介的精神与文化活动样态。因而，在之后的历史过程中，从左翼文艺到延安文艺，从延安文艺到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文艺，不论是诗朗诵、秧歌改造还是革命歌曲，各种各样在“文本阅读”之外的文化实践形式越来越多地在革命文艺领域中起到重要作用。
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听觉经验才真正成为一个问题。换句话说，对于听觉的重视，内在于革命文化的运动，是革命的对象与主体的扩张过程的必然要求。然而，对研究者而言，听觉经验问题的出现所带来的不仅是新的文艺类型与方式的增多，更重要的是，它要求我们在知识论层面有自觉的更新和重构。如果说与文学文本相对应的是以语言形式为核心的概念范畴和分析工具，那么随着听觉经验作为一个问题域的浮现，我们就必须围绕一个新的核心，即人的身体与感官，来建构一系列新的概念范畴和分析工具，以回答一系列新的问题：如何理解听觉的运作？什么样的声音形式能够有效地吸引听众？听觉经验所依赖的生理与情感机制是如何运作的？声音的传递如何召唤、形塑人们的身体记忆与感官经验，从而有效地组织乃至转化大众？总之，以听觉为核心的革命文艺研究，不仅需要关注听众的政治思想与意识形态，同时也必须具有一个身体的、感官的维度。
周恩来为《黄河大合唱》题词嘉勉：
“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
如果说现有的研究在革命文艺的思想理念、意识形态立场、内容主题方面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那么对听觉的讨论，就将引导我们把重点转向新的方向，要求我们重新理解人的身体感官经验的构造过程，去学习与之相关的生理学、心理学、生物学知识，不仅要认识感官经验的生成过程，处理个体与外界环境之间的感官互动，同时，在现代语境中，对这一过程的研究尤其必须同时考虑媒介技术——留声机、唱片、广播、话筒、电影等——对人的音响环境和发声方式所起到的作用，必须考虑革命文艺工作者如何利用和改造媒介技术，及其所研习的基本的技术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