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精神上的这种“隔代遗传”，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当时中国学术界的知识构成，以及推动“学术热”的基本队伍。由于大家彼此认同的标准，并不在于思考的具体结论，而只在于能否真正展现思考的过程，并对原有的教条有所警惕和突破，这才有可能打破学科的门户之见，在社会上凝成一股较大的力量，甚至不分“中学”和“西学”的营垒，都能纳入共通的话语系统。说到底，大家都是老先生的门生，只不过偶然间各自投师不同而已，所以老先生本人比较开阔的眼界，也使大家较易尊重其他知识领域的价值，而不致像通常的入门者那样，一开始学的是什么，就总是倾向于准备一辈子只信什么。当然，出于同一个原因，老先生本身精神视野的局限，也给了“学术热”以很明显的限制。比如在过去几十年间，相对于人文学科而言，严格意义上的社会科学受到了更大的摧残，甚至连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的系科本身，都被连根拔除了，正因为这样，在“学术著作热”的高潮中，除了紧密服务于对策的经济学堪称例外，其他的社会科学门类，既然并未从老先生那里传授过来，就往往被置于关注焦点之外，或者至少是相对地难成正比。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是，真正在支撑８０年代“学术著作热”的操作因素，既不完全是几十年一贯的旧出版体制，也不可能是迄今还在形成中的新出版体制，而是两种体制间的临时替代物。大家都知道，在中国大陆，出版社这样一个行当，属于矛盾重重的国营企业。一方面，惟其是“国营”，就免不了官办的色彩，否则对上就交代不过去；但另一方面，毕竟又是“企业”，总还得顾及经营效果，否则对下也交代不过去。如果说，在经济体制改革之前，上述矛盾还暴露得不很充分，那么在进入８０年代以后，冲突就变得相当尖锐了。最冠冕堂皇的说法是，出版部门要同时追求“社会效益”和“市场效益”，但实际上，前者要靠上级机关审核，后者要靠广大读者判定，所以在“文化大革命”后相当普遍的逆反心理之下，这两者往往很难吻合。当然，真正堪称“双效益”的出版物，也不是完全没有，比如一些列为“干部必读”的宣传材料，可读性虽然很差，各单位却必须集体购买分发，保证人手一册，因而印数大得惊人；再比如工具书和教科书，智慧含量虽不高，每年却总有那么多新生入学，所以拜人口基数巨大之赐，简直堪称挖掘不尽的金矿。不过，在旧有的体制下，印行那些图书却是需要“专营许可证”的，前者的专卖权集中在各级人民出版社，后者的专卖权集中在商务印书馆和各级教育出版社。由此，旧体制就留给了人们一个小小的空子，或者一片灰色地带。任何拟议中的选题，只要既不受官方明令禁止，又受到民间广泛欢迎，总是出版社求之不得的。而在当时思想解放的浪潮中，学术著作正巧具有上述两种品格，却又比露骨地翻印港台武侠小说来创收，更能提高出版者的声望，增加出版社的无形资产，由此才有了出版界的“学术热”。
其实从上述分析中，大家不难感受到某种潜在的危机。即使不考虑政府忍耐力的变化，单说想靠出版学术书籍赚钱这一条，恐怕也很难靠得住。所以说句玩笑话，要想让出版界的“学术热”长久地维持下去，那就得有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政府保持持续的冷静，时刻把全民利益置于自身利益之上；二是读者保持持续的“高烧”，总是准备购买根本读不懂的书籍。但无论如何，中国尚没有相对独立的社会中间阶层，干文化事业指望不上私人基金会的赞助，因此还真得感谢广大读者的慷慨解囊，至少在起步阶段推动了学术出版工作，帮助我们在“文化大革命”后猛补了一堂文化课。当然，相对于出版业陡增的胃口，学术界的准备是非常不足的，免不了有些粗制滥造。不过就总体而言，８０年代的“学术热”仍有突出的成绩，基本上支撑了当时步步深究东西文明、进而为现代中国定位的精神需求。大家只要看两件事，就可以对当时的成绩获得基本的印象。其一，时至今日，一般大陆知识分子的书架上，大概总有一半以上的学术书籍，是属于那个时期的产物。其二，在中断了几十年治学传统之后，居然只靠几年的工夫，大陆“学术热”的成果，就波及了几十年香火未断的台湾，且大有后来居上之势，招惹得那边的盗版图书层出不穷。
与上述话题相连，一个易被局外人忽略的操作因素是，８０年代的“学术出版热”更在具体规则方面，突破了原有的条条框框，为此后的工作留下了某种制度遗产。我在这里指的是，一种由学者和出版社通力合作的新型生产方式。过去，大陆的知识生产和知识传播，是有严格界线的，写书的只顾写书，编书的只管出书，井水不犯河水。而这种僵化的劳动分工，到了８０年代以后，就很难匹配精神产品市场陡涨的景气局面了。一方面，处于学科前沿的学者，如果想尽快推展自己的成果，就不可能不顾及出版问题，可他们又不愿调到出版社去，承担不了那里繁杂的行政工作。另一方面，在激烈的市场竞争面前，出版社如果想快出好书，也正待加强自身的编辑力量，但又苦于人员编制问题，不可能灵活调进足够的干才。在这种情况下，到了８０年代中期，以《走向未来》丛书的问世为标志，一种由编委会和出版社联手的灵活模式，就势必应运而生。学者们通过组成编委会这种松散的团体，加强了自己的知识优势，从而获得了影响出版社的能力，基本上掌握了实际的选题权和审稿权，更容易在图书出版中贯彻自己的理念。出版社也通过跟编委会签约，不仅一次性地确保了许多优秀选题，降低了外部的交易成本，而且实际上拥有了一个阵容强大的“编外编辑室”，降低了内部的管理成本。说到底，这种合作形式反映了在两种体制间的特殊生存技巧，因为学者们属于计划经济的“事业单位”，而出版社却是市场经济的“企业单位”，算是“铁饭碗”和“泥饭碗”的互补。而《走向未来》丛书一旦大获成功，各种编委会便随即跟进，各类丛书也纷至沓来，共同造成了“学术热”中的奇异景观，也正说明这种模式恰好适合当时新旧交替的国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