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又陌生的文化大家：还原一个真实的余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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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她觉得自己不能老在人家夫妻间 “传话”，就在村子里办了个识字班，教大家识字。再后面，村里成立了“生产合作社”，记劳动工分、算账的任务就也落到了母亲头上。

余秋雨的弟弟出生后，母亲便跟余秋雨商量，让他帮忙为村民写信、记工分。作为补偿，余秋雨所有的暑假作业、寒假作业，都由她来代做。自此，余秋雨每天回到家后，傍晚就给乡亲们记工分、算账。晚上，就给乡亲们读信、写信。那些晚上，他家的堂屋里总是坐满了人，小孩了端坐在八仙桌上，就着并不明亮的煤汕灯，低头写字。

夜夜与油灯、黑影、劣质烟气混在一起的，是一个七岁的小男孩，也是未来的散文名家。

对于这件事儿，余秋雨在《七岁》这首诗里有过很动情细腻的描述：

再过多少年我的书成了海内外的长年 热门 ，

很多人来打听写作秘径。

答案是，我一直在写信，

前面永远站着收信的人。

饥荒时代的精神寻求

余秋雨上中学时恰逢三年困难时期。正是在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时候，余秋雨打开了精神的粮仓，也打开了自己对文学文化的好奇与渴望。

那时候大家都吃不饱，余秋雨也饿着肚子，却对读书尤其饥渴。每天都忍着饥饿，不行一个多小时，到藏书最多的青年宫图书馆去。走了那么远的路，当然不是为了读轻松浅显的书，彼时年少的余秋雨，在日复一日的奔走和阅读中，渐渐形成了自己对于文学最初的品味和好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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