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这的确是战士的鲁迅、赞美斯巴达的鲁迅、睚眦必报的鲁迅、爱憎分明的鲁迅。但是，在这段话里，爱却是没有的。否则为什么要夺老实人的食物呢？这是人性的幽暗吗？我这样说，有的读者也许会认为我咬文嚼字，太过苛刻了。
当然，没有人需要以身饲虎。但这段文字还是让我不由自主想起了胡适改写《西游记》，唐僧取经回来在天上割肉度群魔的章节。在胡适的那些文字里，我是真的读出了菩萨心肠。然而，我不得不遗憾地说，在鲁迅的小说里虽然有慈悲，但是在他与人论战的时候，求胜心似乎压倒了一切。当他以梁实秋“构陷”他的名义痛骂梁实秋是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的时候，他其实也同样构陷过胡适。
1933年3月26日的《申报•自由谈》发表了一篇署名何家干的鲁迅的文章。标题是《出卖灵魂的秘诀》。胡适反对日本侵略中国，说了一句“日本只有一个办法可以征服中国，即悬崖勒马，彻底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而鲁迅却抓住这么一句话，将胡适骂成“日本的军师”，说他是在给日本人上条陈，出卖自己灵魂。
彻头彻尾的断章取义。事情的来龙去脉是，胡适有感于中日之间的仇恨日深，正好日人室伏高信发表文章批评中国搞“以夷制夷”，不奉行“中日亲善”，于是胡适连写了三篇文章作了回应。胡适认为在日本铁拳的压制下中日断无亲善可讲。如果日本想要亲善，征服中国人的心（获得中国人的友谊，不去仇恨日本），那么就应该结束武人专政，停止对中国的侵略。胡适警告日本侵略中国，实际是带着日本人走上全体自杀的道路。
透过所有这些文字，我怎么也不明白有文豪之称的鲁迅会将胡适视为日本“陛下的臣子”。就事实而言，胡适很早就在日记中提到要警惕日本的侵略，待二战爆发，若不是胡适在美国积极斡旋，促成美国在日军偷袭珍珠港后卷入太平洋战争，中国战场究竟会打成怎样，蒋介石是否守得住重庆，就真不好说了。
我读二十世纪中国一些政治精英、知识精英的文章，常常难免痛心。他们年轻的时候，都曾有些文字让我击节赞叹。毛泽东早期文稿，鲁迅写在1907年前后的几篇论文，我在其中读得到满腔的赤诚。而一旦卷入斗争，有了一定的权力、地位和所属的社团，有了具体的你死我活的斗争的对象，则纷纷变得陌生了。
鲁迅早期是个坚定的个人主义者，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曾是人道主义者。他怀疑民主，警惕多数人的暴政，这无可非议。直至今天，就是在西方世界，也有很多关于对民主的质疑。鲁迅的小说里当然是有人道主义的。只是到了三十年代，当鲁迅慢慢成为多数人中的一员，人道主义似乎又被他抛到了脑后。
说到这里，我先讲讲前面提到的雨果和加缪。
雨果反对暴政，理解法国大革命，到了他那个时代甚至还为反对独裁用自己的稿费捐了一口雨果大炮，但是雨果并不赞美暴力。有两个细节尤其值得一提：一是他通过小说《九三年》表达了在绝对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的东西，即人道主义。二是巴黎公社革命中，当巴黎公社试图以三比一的杀戮来对抗政府时，雨果通过一首诗表达了他的抗议，以表达自己奉行人道主义的决心。雨果说：
“被我所击败的人，我不会拳打脚踢。我以自己的权利去衡量他们的权利。如果我看到敌人被绑，我自己不感到自由。如果我把敌人的做法去还敬敌人，我也要请求他的饶恕，把膝盖磨破三分。”
这是雨果和他一生践行的人道主义。
接下来说加缪。加缪曾经有过一段时间的迷失。但是后来他醒悟过来了，很快意识到问题。当他的论敌，萨特及其支持者梅洛•庞蒂滔滔不绝地对他说“暴力是政治所固有的，因此共产主义的暴力要优于资本主义，因为它至少承诺了一个更好的未来”时，加缪的反驳是，“任何属于集中营的，哪怕是社会主义的，都必须称之为集中营。”加缪无法容忍一种荒诞的事实，一边是四海皆兄弟，一边又在大张旗鼓地杀人。
这是加缪和他努力做到的明辨是非。
然而，抱团站稳了苏俄的立场后，鲁迅的人道主义到哪里去了呢？二十年代以“费厄泼赖应当缓行”反对林语堂的公平竞争与宽恕论，而在彻底奉行了阶级斗争理论之后，鲁迅的人道主义似乎完全让位于“同道主义”了。简单说，此时的鲁迅有怜悯，但不是放在普遍的人的意义之上，而只向眼泪洒向同一战壕的人。而这些人，有时候也只是抽象意义上的工农二字。至于具体的人，则“一个也不宽恕”。
而那时候也的确是个混乱的年代，就像我们在今天时常看到的。鲁迅同样受到来自各方的批评，甚至恶语中伤。比如因为对文学的立场并不完全相同，郭沫若在《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中说鲁迅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以前说鲁迅是新旧过渡时期的游移分子，说他是人道主义者，这是完全错了。他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谛）！”萨特曾经说，“杀死一个欧洲人，这是一举两得，即同时清除了一个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当年的中国人似乎也可以用类似的句子来针对自己及他同时代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