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另外还有让白居易感到欣慰的是，他的好朋友都在邻州为官。杭州北临湖州（今浙江湖州），东南为越州（今浙江绍兴）。在白居易任杭州刺史的时候，湖州刺史先是钱徽、后是崔玄亮，越州刺史则是元稹（以浙东观察使兼任）。元稹是不用说的了，钱徽是白居易在翰林院时的同事，崔玄亮和白居易是同榜进士，都不是一般的交情。闲暇之余，白居易与邻州的众好友吟诗唱酬，过得非常潇洒。白居易和元稹还发明了将诗卷放进竹筒派人相互传递的玩法，后世号称“诗筒”，实为一桩雅事。
白居易在杭州的生活可谓惬意。但是，白居易不是来杭州旅游的，而是来干工作的。作为一州刺史，白居易守土有责，那么，他在杭州是如何施政的呢？从青年时代开始就关心民瘼的白居易，在为人父母官的时候可曾为老百姓做了善事？
（九）治理杭州
白居易在杭州玩得很开心，但那些都是工作之余的消遣，为官守土，还得有工作态度和工作思路。在刚到杭州时，白居易就给唐穆宗写了《杭州刺史谢上表》，对自己将来准备开展工作表了决心：“唯当夙兴夕惕，焦思苦心。恭守诏条，勤恤人庶。”白居易是认真的，他工作起来可以说是非常卖力。“城上咚咚鼓，朝衙复晚衙”，“鳏恂心所念，简牍手自操”，就是白居易给自己忙碌身影的一张自拍照。
白居易究竟在忙些什么？说起来可多了，一州的行政、财税、司法、治安、文教、水利、农林、工商、民政救灾、访贫问苦，都在刺史职责范围内，都要白居易费心思。其中有些是不能耽搁的，比如征税。唐朝对地方运输租税（包括钱、米、布及土特产）到长安的制度非常严厉，稍有延迟，就要对地方长官问责。州府机关的运作也是一件大事，各种日常事务、后勤保障，难怪白居易要夜以继日的加班。
作为一州长官，事务剧多，胡子眉毛一把抓是不行的，要抓主要矛盾，抓突出的问题。白居易在杭州抓的主要矛盾和突出问题是治理西湖。西湖是杭州的民众生活生产的用水来源，因为钱塘江离东海太近，江水含盐量高，不适宜直接饮用和灌溉，所以只能依赖西湖中的淡水。
白居易
白居易做的第一件事是修筑湖堤蓄水，到需要用水时就有水可用。白居易对修堤工作非常重视，多次到现场勘察方位，检查施工进度。现在一个市长能多次到施工现场去看一个工程都是很不简单的事，何况当时士大夫对这种事大多是不屑一顾的，而白居易竟然亲力亲为，可谓尽职尽责。湖堤修成后，白居易写了一篇《钱塘湖石记》，记载了自己修堤治水的体会，并制定了管水用水的制度。现录其文如下：
钱唐湖一名上湖，周回三十里，北有石函，南有笕。凡放水溉田，每减一寸，可溉十五余顷；每一复时，可溉五十余顷，先须别选公勤军吏二人：一人立于田次，一人立于湖次，与本所由田户据顷亩，定日时，量尺寸，节限而放之。若岁旱，百姓请水，须令经州陈状刺史，自便押帖所由，即日与水。若待状入司，符下县，县帖乡，乡差所由，动经旬日，虽得水，而旱田苗无所及也。大抵此州春多雨，夏秋多旱，若堤防如法，蓄泄及时，即濒湖千余顷田无凶年矣。
自钱唐至盐官界应溉夹官河田，须放湖入河，从河入田。准盐铁使旧法，又须先量河水浅深，待溉田毕，却还本水尺寸，往往旱甚。即湖水不充，今年修筑湖堤，高加数尺，水亦随加，即不啻足矣；脱或不足，即更决临平湖，添注官河，又有余矣。
俗云：“决放湖水，不利钱唐县官。”县官多假他词以惑刺史。或云“鱼龙无所托”，或云“茭菱先其利”。且鱼龙与生民之命孰急，茭菱与稻粱之利孰多，断可知矣。又云“放湖即郭内六井无水”，亦妄也。且湖底高，井管低，湖中又有泉数十眼，湖耗则泉涌，虽尽竭湖水，而泉用有余。况前后放湖，终不至竭，而云“井无水”，谬矣。其郭中六井，李泌相公典郡日所作，甚利于人，与湖相通，中有阴窦，往往堙塞，亦宜数察而通理之，则虽大旱而井水常足。
湖中有无税田约十数顷，湖浅则田出，湖深则田没。田户多与所由计会，盗泄湖水以利私田。其石函南笕并诸小笕闼，非浇田时并须封闭筑塞，数令巡检，小有漏泄，罪责所由，即无盗泄之弊矣。又若霖雨三日已上，即往往堤决，须所由巡守预为之防。其笕之南旧有缺岸，若水暴涨，即于缺岸泄之。又不减，兼于石函南笕泄之，防堤溃也。
从此文可以看出，白居易对西湖的情况十分熟悉，他甚至估算出了放水量和可灌溉农田的比例关系，同时深知传统管理制度的弊端，因而提出了建立便民的新制度，并注重防溃、防盗。
白居易修湖堤完全从民生角度考虑，坚决排斥了“决放湖水，不利钱唐县官”之类的荒谬说法。这在当时应该是一股不小的政治压力，而白居易能够顶住这类压力，并把事情办好、办成，可见其具备一定的政治魄力和行政手腕，不愧是曾在中央工作过的“首长”！
圣塘闸亭中的《钱塘湖石记》
《钱塘湖石记》还提到了“郭内六井”。这是杭州旧城内与西湖相连的六口深井。因为杭州临近东海，土地盐碱含量高，地下水咸苦难以饮用，而西湖位于古杭州城外，取水距离较远。唐德宗时期，名相李泌任杭州刺史，开凿了六口与西湖相通的井，用于城内居民取水。但后来年久失修，水道淤塞，难以使用。白居易查明这一情况后，组织了大规模的人力清理井中淤泥，恢复了六井的功用。这是白居易在杭州的又一大善政。直到北宋时期，苏轼出守杭州，作《六井记》云：“唐宰相李长源始作六井，引西湖水以足民用。其后刺史白公乐天治湖浚井，刻石湖山，至于今赖之。”
三年多后，白居易任期届满，接到了除授太子左庶子（正四品上。唐朝的观念认为京官优于地方官，所以京官四品与地方官三品地位大体相当，属于平调）的诏书，不得不离开风光旖旎的杭州。由于其政声斐然，各界群众纷纷自发组织起来送别，盛况空前。白居易遂有《别州民》一诗，末句云：“唯留一湖水，与汝救凶年。”可见他对自己治理西湖的功绩也是颇为自豪的。
白居易在杭州生活很清廉，“三年为刺史，饮水复食蘖”，“起尝一瓯茗，行读一卷书”，这种简单朴素又不失优雅闲适的生活方式，倒是很符合白居易的作风。与之形成对照的是白居易邻郡的密友元稹。《旧唐书·元稹传》载，元稹在任浙东观察使、越州刺史期间：“既放意娱游，稍不修边幅，以渎货闻于时。”元稹当初致位宰相，靠的是宦官的帮助，因此为了能够重回朝廷掌权，元稹在地方极力聚敛钱财用于贿赂宦官，以至于被认为“素无检操，人情不厌伏。”清廉的白居易与贪婪的元稹竟然是一时无比的好朋友，这确实是一对矛盾的组合。
然而杭州刺史的俸禄是极高的。据《唐会要》，上州刺史的俸禄是80贯，也就是8万钱，此外还有现在已无法详细考证的各种杂给、料钱、职田收入以及州府公廨的利钱（政府用富余的行政经费发放高利贷，所得利息用于补贴政府工作人员，在当时是合法的），在经济发达的杭州，这些收入当然是不小的数目。但对悟道的白居易来说，这些钱财似乎没有太大的用处，除了应付日常生活开支，白居易把钱都积蓄起来，到了离任的时候，白居易把这些钱拿出来作为政府公共基金，用于维修西湖水利、救赈灾荒等。据《唐语林》记载，这笔基金一直使用了50多年，直到黄巢起义时毁于兵燹。
白居易在杭州留下了白堤、六井，以及无数优美诗篇和传说故事，但他带走的，却只有两块石头、一只鹤。正如他后来隐居洛阳时回忆：“三年典郡归，所得非金帛。天竺石两片，华亭鹤一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