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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二十年是台湾政治民主化的迅猛发展期，但是台湾的外贸荣景却逐日黯淡，产业竞争力下滑，台湾经济增长乏力，在世界经济中日益边缘化。一个重要的系统性原因是WTO多哈回合谈判破局，区域经济合作与双边经济合作快速兴起，各种自由贸易互惠协议重新塑造了亚太、亚欧的经贸格局，而台湾却与这波互惠自贸浪潮擦身而过。
这其中有政治因素的影响——台湾作为非主权国家实体本身并不自动有资格签署FTA官方协议，并且国际社会认识到如果北京认为与台湾签署FTA有悖于一个中国原则，那么没有一个国家会和台湾签署此类协定。
反过来说，如果台湾能与大陆建立政治互信，在不违背一中原则的前提下大陆并不反对台湾拓展其经贸联系，对外签署具有相当于FTA内容的灵活的贸易协议。
马英九第二个任期内，台湾分别与新加坡、新西兰签署的两个经贸合作协议，与日本也签署了租税协议。因此，这个政治因素其实不全是阻碍因素，端赖台湾领导人如何协调两岸关系与对外经济合作。
从这个角度上说，李登辉和陈水扁的战略失败应为台湾经济的边缘化和孤立化承担主要责任。一方面，他们在与大陆进行国家认同对抗的同时又想走上世界政治舞台（包括“入联”、“法理台独”等），结果破坏两岸政治互信，堵死了台湾参与区域经济整合的大道。
另一方面，他们以美日和中南美洲邦交国为重点的FTA战略最终失败——对美日期待过高，幻想一步到位签署FTA，结果为十分现实的美日所冷落，与中南美洲五国签署的FTA则在经贸总量上微不足道，无法提供经济增长动力。
因此，李、扁执政十多年，自毁台湾在整个1990年代孜孜以求的建设“亚太营运中心”的梦想。
等到2008年马英九上台后试图“积极洽签经贸协议，融入区域整合，连接亚太、布局全球”时，中国大陆已经完全崛起，世界经济版图已经重划，上海凭借着无与伦比的基础设施优势以及综合保税区（和2013年以后的自贸试验区制度）制度创新优势早在加速推进“亚太运营中心”了。
2015年马习会，前总统马英九（左）、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右）
马英九时代在两岸政治互信建设上是有贡献的，因此能够善用两岸经贸合作拉动台湾经济复苏，脱离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的无底深渊。但是，马英九及国民党领导层在两岸关系上也存在目光短浅的战略失误，失去了更好推动台湾经济发展的良机。
首先，马和国民党领导层在两岸关系上只看短期实利，缺乏全盘规划，没有阐述两岸经贸利益之外的更多的和平发展红利。其次，马英九没有抓准台湾民众担忧两岸关系的关键——安全风险，因此没有决心和良方去引导台湾民意。
此外，加上由于台湾政党恶斗而导致“自由经济示范区”法案迟迟未能通过，马英九的“黄金十年”规划终成泡影，台湾只能原地徘徊，眼睁睁看着台北市和高雄港一日日没落下去。
二十年一晃而过，如今韩国、新加坡成为签署FTA最多的两个亚太国家，韩国甚至以人口规模超过5000万、人均GDP超过2.8万美元的底气自诩为“中等强国”，出面筹划世界级的“中等强国联盟”。
台湾「吃好喝好」的幸福假象，背后是劳工长期低薪的代价
而台湾老一辈还在回味当年的“小龙”光景，新生代却不得不面对失业和低薪的苦楚，并且盲目地把问题的源头指向本来对台湾有利的两岸经贸合作。2014年学运直接把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当作替罪羔羊。
今天，台湾成为亚太经济整合中的政治经济孤岛，
除了资讯产品由于WTO信息技术协定（ITA）享有免关税保障之外，难以为重要产品进入各国市场争取到优惠关税待遇，产品竞争力以及原有的产业优势不断流失
。
唯一因政治考虑持续给予台湾巨额贸易入超的中国大陆，其庞大市场原本是台湾企业获得新生的“美丽新世界”，但是随着东盟-中国FTA和中韩FTA的生效，与韩国、东盟出口产品同质性极高的台湾产品面临着被挤出大陆市场的危险。
两岸ECFA的实质是自由贸易加产业合作，不过只是一个框架协议加少数早期收获成果，两岸自贸的实质内容都在后续的服贸协议和货贸协议谈判里。
现在服贸协议已被抹黑，货贸谈判遭到冻结，台湾的经济动脉受到了钳制，而黑手就在台湾内部。
在亚太经济整合进程中的落伍，以及两岸经济合作中的进展与局限，使得台湾历经四十年左右的持续高速经济增长后快速陷入了一个明显的经济波动期（而非简单的停滞或者下滑）：经济短期增长之后往往就是快速下滑，此后由于官方政策的刺激得以复苏，但又往往反复变动。
这是这个浅碟型开放经济体受快速变动的全球经济形势冲击的结果。要不是近年来不断壮大的两岸经贸联系为台湾注入巨额入差的话，台湾很难会有多次短暂的复苏。
昔日繁华如今落寞的高雄港
外贸的萎缩对以出口为命脉的台湾经济来说无疑是致命的，因为自2010年以后台湾的低端出口产品面对东盟国家时已无优势，高端产品例如面板、电子零配件、芯片等机电产品面临韩国的激烈竞争，甚至有逐步失去大陆市场之虞。
同时，大陆科技产业也有自身的发展需求，台商闻之色变的“红色供应链”开始崛起。如此，作为台湾经济顶梁柱的电子信息产业的竞争力优势即将不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