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若干个大团队正致力于将量子通信嵌入5G网络。
韩国的SK 电讯、日本的东芝都在做这方面的努力。
据说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的一个研究团队也取得了不错的成果。
那么结果就是，两三年后美国将失去窃听其他人的能力。
《世界周报》：
尽管美国人反复告诫“不要用华为的5G技术。
”但最终西方国家的客户还是需要5G技术的。
对欧洲人而言，除了华为之外还有其他的选择吗？
戈德曼：
嗯，目前没有。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喊破喉咙也没什么用。
华为的某位高管曾经对我说：
“我们搞不懂美国为什么不让思科去收购爱立信，给我们增加一个竞争对手。
”为什么？
因为那会拉低思科的股价，在美国，任何降低股价的事我们一概不做。
《世界周报》：
那么政策方面应该怎么做呢？
答：
正确的政策他已经说出来了，就是让思科和爱立信合并，让微软或谷歌参与其中。
美国有很多公司可以有效地参与竞争。
政府可能需求给它们一些补贴，税收补贴，或者直接对研发进行补贴。
你得把各大公司的总裁们都召集到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然后对他们说：
“你们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我们怎么配合？
”我认为欧洲国家应该都更愿意跟美国而不是中国合作，哪怕这意味着5G网络全面铺开需要推迟。
但问题是美国人拿不出替代方案，所以欧洲人只能干着急。
《世界周报》：
许多欧洲人的看法是，美国人对德国总理默克尔实施监听，而且根据爱德华·斯诺登的爆料，他们还从全球各地窃取数据。
反正给美国人偷去也是被偷，给华为偷去也是被偷，那我们还担心什么呢？
戈德曼：
好吧，哈哈。
中央情报局前负责人曾经对我说，问题的关键在于窃取大家数据的究竟是我们还是中国人。
在我们和中国人之间，你们难道不是更情愿让我们把数据偷走？
《世界周报》：
大多数人应该会说：
“我们不希望任何人侵犯我们的隐私。
戈德曼：
好吧，不过我觉得这个问题本身已经没什么意义，因为加密技术——特别是量子加密技术——的发展反正都会瓦解美国的监听能力。
我认为现在所发生的一切，只不过是美国情报机构的缓兵之计，想拖延5G网络铺开的时间，直到找出应对方案。
他们现在只能在困境中挣扎。
要知道，我们每年向情报部门投入800亿美元。
这笔钱绝大部分用于信号情报。
（信号情报是指外国目标使用电子信号和电子系统所产生的情报，例如通信系统、雷达和武器系统。
）而突然之间，美国国安局大大小小的屏幕都要关掉了，他们的权力将大大被削弱。
《世界周报》：
这样一来中国的全球影响力将迅速提升，我们得好好想想，这背后掩藏着中国的什么大战略？
戈德曼：
在过去一千年里的大部分时间，中国都是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制造业大国。
直到大约200年前西方开始工业革命时，中国的地位才掉下去了。
中国人认为这只是暂时的异常现象，他们想重新树立中国的卓越地位。
他们认为中国只要在创新和控制世界主要市场方面建立起技术优势，就等于握住了通往繁荣富强的钥匙。
要知道，中国历史上有很多王朝因为饥荒、瘟疫和异族入侵等原因而覆灭。
这个国家历史上不算很稳定。
现在这些中国人是第一代不需要担心挨饿的中国人。
这样一来，中国基本上消除了整个国家体制脆弱性的主要来源。
而如今，中国把目光投向外部世界，开始在全球范围内行使权力。
电信、物流、电子金融、电子商务以及人工智能等其他技术应用，都是中国扩张的手段。
中国人把每个智能手机都看作一个数据采集器。
它将收集关于医疗健康、消费交易、环境交通等方面数据。
所有这些数据都可以上传到云中，交给计算机处理，这会在工业控制、卫生系统、环境、城市规划以及社会和政治控制等领域给中国带来巨大的优势。
《世界周报》：
自公元800年以来，中国的边界几乎一直保持不变。
我看不出中国人有什么扩张的打算。
戈德曼：
这一点我同意。
《世界周报》：
那么，他们的战略是什么？
他们究竟想要什么？
戈德曼：
他们想让所有人向中华帝国交租。
他们想控制关键技术、金融和物流，让大家都依赖他们。
基本上，就等于把其他人变成佃农。
《世界周报》：
那他们现在进展如何？
戈德曼：
现在还属于很初级的阶段，现在中国想做的基本上就是用自己的转型方式改造其他国家。
这不是件容易的事。
你会遇到政治障碍、文化障碍。
例如，中国在巴基斯坦这样的国家巨额投资，但这里文盲率接近50%，政治高度动荡，基础设施赤字巨大。
短期内没人能把巴基斯坦建设成中国。
又比方在像巴西这样的国家，中国在考虑建设全国性宽带网络。
还有整个东南亚国家——越南、马来西亚、柬埔寨、泰国——它们都可能被改造成中华帝国的经济附属国。
如果把印度尼西亚算在里面，东南亚地区就有6亿人口。
《世界周报》：
当中国人的目标实现之后，他们会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压迫这些“佃农”吗？
戈德曼：
我认为，中国人对蛮夷如何自治毫不关心，只要他们在经济和技术上都附属于中国。
中国人是世界上最不讲意识形态的民族，他们是最务实的。
许多美国朋友跟我说，当下的问题在于邪恶的党压迫着善良的人民。
我认为那纯属胡扯。
在我看来，中共就是中国古代官吏体制的化身，而中国自公元前三世纪统一以来一直接受这套体制的统治。
拿俄国人做个对比，俄国人开设间谍学校，补贴（境外）地方共产党组织等等做了许多事，中国人对这些东西完全没兴趣。
白邦瑞（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中国战略中心主任）等批评人士过于夸大了中共的意识形态野心。
但我这样说并不代表中国就不危险，也不代表它对我们不构成挑战。
《世界周报》：
亨利·基辛格是西半球最杰出的中国问题专家。
他在《论中国》一书中说，中国人的行为模式就像是一种三维象棋，他们好像管它叫围棋。
戈德曼：
没错。
《世界周报》：
那岂不是说中国人有超级大脑？
戈德曼：
这样说未免太夸张了。
中国之所以凝聚成一个国家，全靠官吏体制的雄心。
历史上中国疆域内集结了许多民族、许多语言，它们之间差异非常大。
中华帝国通过官吏体制从各省招募最聪明的人，使他们的利益与中央政府保持一致，以此维系整个国家。
《世界周报》：
你认为西方对中国最大的误解是什么？
戈德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