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更可悲的是，有时候朝廷甚至都不发米，而是将米折合成宝钞发给大臣们。由于滥发货币，物价飞涨，致使本来就很低的工资又打了个折扣。如果你辛辛苦苦，出人头地，在明朝当了官，朝廷就给你这点收入养家糊口，你会满意吗？八成是不满意的吧。于是，你要利用手中的权力，贪污受贿，过上更好的生活。
所以说，朱元璋的低工资政策本身就不合理，非但达不到效果，还引导更多官员贪腐。正常的话，别说花天酒地、声色犬马，至少得让官员过着尚可的生活吧，要是连最基本的生存都成问题，哪还有余力造福于民、实现人生抱负？说到这里，会有人提议高薪养廉，就像雍正一样发放养廉银。其实养廉银也无法杜绝腐败，比如你一年多给我30万元，但我随随便便就可以贪600万，我会为了30万就不要600万吗？恐怕不会吧。养廉银对巨贪来说没有效果，但对贪腐意愿较低的官员，还是挺好的，至少能改善生活，坚定廉洁的决心，不走向反面。
朱元璋登基后，贪腐案件层出不穷，老朱拍的了“苍蝇”，也打的了“老虎”，我们先看一组“苍蝇”的名单：
赵泰任阜平县丞，一次为水灾受银三十两，钞二百五十贯，衣服四件，戴绞罪还职；一次为水灾受钞三百四十贯，银五十两。罗布六匹。就任追赃戴罪。
陈迪任刑部主事，为先接受粮长鹅酒，漏泄事情，戴斩罪还职。
钱巽任电白县丞，为造课程册受银七两，钞五十五贯，戴绞罪还职。
陈洵仁任刑科给事中，为水灾受钞六十贯，绵布一匹，靴一双，戴流罪还职。
陈益任监察御史，为水灾受缎绢绵衣服等物，戴徒罪还职。
王政 为踏水灾受钞十贯，圆领一件，戴徒罪读书。
龚克威 为踏水灾受钞三十贯，通鉴四本，纲巾一个，袜一双，戴徒罪读书。
老朱真是有意思，将银子、宝钞视为受贿所得也就罢了，连袜子、靴子、绵布、书籍也成了赃物，标准之低，世所罕见，由于犯罪的官员过多，衙门都没人办公了，就让他们戴罪工作，王政、龚克威还是监生，没有官职，就“戴罪读书”。说了苍蝇，再说处理“大老虎”的案件，比如户部右侍郎郭桓案，据朱元璋介绍，郭桓本人贪腐700万石国家税粮，加上其它的相关损失，“所费者二千四百余万精粮”，一个一品官，一年收入才1044石，郭桓贪污所得，相当于一品大员6700多年的收入。
因此，老朱感慨：
“古今贪有若是乎！”
为了震慑贪官，朱元璋决定用极刑处置他们。据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引述，明太祖规定，官员贪污六十两以上，枭首示众，同时把人皮剥下，用草填实，放在官府的座位旁，警告继任者。剥人皮有专门的场所，
“府、州、县、卫之左特立一庙，以祀土地，为剥皮之场，名曰皮场庙。”
（皮场庙作坊）
除剥皮外，朱元璋还有其他惩贪手段，沅州黔阳县安江驿丞李添奇，自洪武十五年到任，每月勒索驿户，把官船据为己有，做为买卖瓦器的交通工具，落马后，下令斩断其脚趾，带枷于驿站门前示众。
像割鼻、刺字、阉割、腰斩、凌迟等方法，也是朱元璋常用的。
因为使用重典，犯罪门槛较低，老朱又喜欢刨根问底，打击面就很大。“若六部有犯脏罪，必究脏至何而至。”宁可错杀一千，不能放过一个，于是受牵连的人非常多。其中不少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造成冤假错案。
“时官吏有罪者，笞以上悉谪屯凤阳，至数万。”因犯罪被送到凤阳干活的官吏，多达数万。方孝孺的父亲方克勤，任济宁知府，为官数年，户口增倍，百姓富足，他曾经善待过许多被贬人士。“太祖用法严，士大夫多被谪，过济宁者，克勤辄周恤之。”可即使是这样的好官，也难逃朱元璋的“魔爪”。方克勤先被属吏诬陷，后又牵连进空印案而死。因郭桓案和空印案遇害的，各有好几万人，恐怖如斯。大臣每天上朝前，都要和家人诀别，晚上回来没事，则互相庆祝，恭喜自己又多活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