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以真知为目标，那么，何为真知呢？对这个问题的领会，决定了不同的思想方向和路径。在庄子哲学里，何为真知的问题是以否定的方式解答的。只有明确了什么样的知不是真知，才有可能确立真知的标准，进而敞开抵达真知的道路。
这一否定式探索的开端是一个根本的质疑：怎么知道我们所说的知不是不知呢？怎么知道我们所说的不知不是知呢？
在庄子那里，没有确定性的知不可能是真知。也就是说，确定性是真知的首要标准。而由于知的不确定性来源于有所待，有确定性的真知必定是无所待的。无所待的确定的知，是无条件的。换言之，真知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是成立的，因此是普遍的。
普遍的、绝对的、确定的知才是真知。但这样的知有可能存在吗？如果普遍、绝对、确定的真知有可能实现，那岂不意味着可以有某种人格性的万物的主宰者？而如果这种真知根本就是不可能的，那么，庄子以真知为追求的哲学思考岂不成了不折不扣的徒劳？
而且，既然真知是普遍的、绝对的、确定的，那么，它应该遍在于一切个体的心灵。如果不是这样，也就意味着可以有不认同真知的心灵，那么，真知的普遍性、绝对性和确定性又从何谈起呢？
以潜能与现实或与之相类的思路来给出尝试性的回答，并不是庄子的道路。因为，潜能与现实的结构一定会引入某种形态的目的论。如果真知是个体心灵的种种知的形态辩证发展的最终目的，那么，一方面，所有的知的形态都是通向目标的必然进程的环节，不可测的偶然没有安身之所；另一方面，所有在这必然进程中作为环节的心灵也都有达至真知的可能。而这两方面，都是庄子哲学所反对的。
真
知遍在于一切个体的心灵，只是在大多数人那里，它都被遮盖了。对真知的遮盖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它来源于真知本身。而之所以有揭开这遮盖的可能，也同样是以真知为根源的。
去除了遮挡的无尽辽远的视野是真知得以揭示的前提。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过的，“逍遥”本作“消摇”。“消”是消除义，“摇”是摇动、挣脱。两者都是否定性的，指向对大知视野的遮挡的去除。
那么，究竟什么遮挡了呈露真知的视野呢？知和用是《逍遥游》全篇贯通性的概念。而与用相关联的知总是有所待的。因此，要想达到绝对的、确定的知，就要超越用的关联的遮挡。
一旦被纳入到用的关联的整体当中，人就在用物的同时为物所用了。作为用具的使用者，人使得用具的有用性得到了实现。“窅然丧其天下”之前的尧，是为天下所用的。许由不受尧让，表面上说的是“予无所用天下为”，同时也等于说“予不欲为天下用”。具体的用的关联总是从属性的、局于一域的。在宋人那儿必不可少的章甫，到了“断发文身”的越地成了无处可用的东西。
由于用的相对性，与用相关联的知当然也就是相对的。从根本上讲，人类的知识领域的展开还是以用为核心的。即使是最远离实际功用的学科，其产生和发展也没有办法与用的关联的整体完全割裂开来。
在现代的知识系统当中，数学不仅常常自认其本身是普遍的必然的，同时也为其他自然的、社会的乃至人文的学科赋予了某种普遍必然的面相。问题是，作为大化流行的统体的世界可以完全量化吗？在不可量化的范围和领域，数学的普遍性和必然性还能成立吗？
庄子对不测的偶然的强调，提示出了他对这一并不在其论域中的问题的可能的回答。以用为核心的知遮挡了确定、普遍的真知，仿佛光芒吞没其晦暗的来源。
“真宰”与“是非”：两条线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