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写下农村老父亲一生的痛与卑微

逃离者的救赎

“我自己挖了一口井，自己进去”

写父亲这件事，在杜怀超心里压了三十多年，伴随着他的逃离越积越重。

逃离是村庄里秘而不宣的集体心事。在上个世纪中，大多数中国农民相信逃出农门的唯一路径是读书，不惜以牺牲亲人的青春、婚姻为代价，挣扎出一个家庭乃至家族的出路。出生于计划生育严抓严打与农村求子传统根深蒂固的角力中的杜怀超，出生本就给家庭带来“巨大的破坏性”，成长过程中，又以姐姐们青春为代价，完成了一个农村家庭所期待的一个人的逃离。

“我在不断地回头看”，杜怀超说。那一代的“幸运儿”们背负着旧时代赋予一个农村家庭的重压，以至于从1988年，还在读三年级的那个小男孩就立志，“以后要学会写东西，把父亲和家里的痛写出来”。

《大地册页》插图，摄影师：牛红旗。

《大地册页》在黑暗中写成。清晨与深夜，杜怀超拉紧窗帘，“在一个乌漆嘛黑的环境里，和外面文明的世界、文明的小区、精致的绿化完全隔开”，抠出关于父亲的每一个字。

“我自己挖了一口井，自己进去”，杜怀超说。

写中国农村父亲的“伟大”，不是出于崇拜或哀怜，而是对无数中国乡村父亲的一种告慰。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他们以最原始的力气，在残忍的困境和真实的悲欢中，用卑微与大地相搏，撑起一个又一个家庭；他们的个人情感如荒漠，婚姻仪式匆草完成。麻木而顺从地迎接每一个日子，就是他们真实而赤裸的生存状态。一份撕扯疼痛的生存档案，是一个农民父亲的个人史，也是一代农民父亲的生存史。

像是两代人的对话，发生在精神层面，深埋于乡土大地，关乎一个沉默寡言的父亲的土地人伦，与逃出农门的儿子的自我救赎。父亲漫长的人生早已在杜怀超心底酝酿多年。书仅用了两个月写完，之后半年，他一字未写。仿佛突然无人可写，仿佛把自己丢在了那口井里。

井里的人们，生活充斥着疼痛和悲欢，有人性复杂而幽微的粗鄙与蒙昧，有乡土伦理的淳朴与底线，生命沉重却真实地存在过。井外的世界，同质化的乡村建设使乡土的面目越发模糊，人与土地、人与人之间的秩序逐渐走向坍塌。那种最能让人确认生存真实性的生命图景，正在消散。

乡村会不会以某种方式回到城市？杜怀超有一种新奇的表达。他的意思是，在快节奏、封闭化的城市生活中，人们能否再次回到上一代人那种脚踏实地的生活？回到那些真真切切的悲欢？“愿父亲和他的村庄永在”，他祈愿坚定，但又坦承，这种书写或是“在纸上无力的白描”。

大地上的伤口

写作最终要反映人的问题

如今，杜怀超住在苏州。他接父亲到苏州住过两年，父亲总叫他开着门，以为这样邻居就会来串门。两年间，无客来访让这扇开在城市里的防盗门徒显尴尬。父亲回到已空了大半的村子，拿起锄头，继续种地。

不是所有人——尤其是青年人——都能理解这个农民父亲。但杜怀超还是想借父亲的生存档案，把人们从现代文明社会拽到乡土生活中走一趟。在那里，生存之艰与难、人性的亮与暗，都以最粗糙、原始的方式裸露着。被城市化所遮蔽的这一群人的生存图景，足以对习惯了精致、优雅的城市文明的我们构成挑战。但挑战是善意的，杜怀超反复琢磨着这个“伤口”要如何撕得轻缓又不失力道，从而警醒人们反思自己该如何存在。

《大地册页》
作者：杜怀超
版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7年4月

《内斗记》是整本书中篇幅最长的章节。祖母生病后，一家人的心并不在人的病上，而是如何处理一个行将就木的人最省事。在民间，人们倾向于劣势中的人群，无关道德和良心；集体非理性地排挤比他们强的人群。这是同情弱小，还是恶意嫉妒？这阴暗面是天生的，还是生之艰难扭曲了人的心灵？杜怀超没作解答。他确信的是，人的内斗也是人性的内斗，而人性的内斗在城乡之间，是相通的。

所以，从一个农民的生命史中撕开一个伤口，何尝不能让你我检视人性中的幽暗，从而多一份悲悯；何尝不能让青年一代人珍惜当下的生活，校正人生的位置，懂得如何与人相处？

一份与我们素昧平生的农民父亲生存档案，能给人的触动并不止于这种现实意义。翻着《大地册页》，眼前似乎闪过熟悉的电影画面，如吴天明的《老井》，如张艺谋的《活着》。那些日常、质朴甚至原始的中国农村生存画面，最能逼人走向最形而上的问题——人为什么活着？人该怎样活着？

“乡村的人，在经济困窘的情况下，对于人该怎样生存没有思考，是朦胧的、麻木的”，杜怀超说，“直到70多岁的父亲‘出远门’到南京，终于看到外面的世界，才开始觉醒，人还可以这样活”。那时，父亲生眼疾到南京看病，车窗外，玄武湖、秦淮河匆匆闪过。那是父亲唯一一次“出远门”。那一刻，父亲的“生活”才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