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德国学者西美尔认为，一个以中间等级占多数或优势的社会是“可持续”的社会，并且是一个具有“自由主义性质”的社会；在该社会中，“中间等级起作缓冲地带或者防震垫的作用，缓冲地带和防震垫不知不觉地接受、缓和和分散在事态迅速发展时不可避免地引起对整体的结构的种种震荡。”这这主要是因为中间等级天然地就是一个中间斡旋阶级；同时中间等级又是一个流动的阶级，下层阶级的人可以通过个人努力上升到中层，上层阶级的人退化不合格后也可以滑落到中层。这种流动性不但保持了各阶层的活力，也不断地充实了中间等级，保持了社会既有弹性又相对稳定。中间等级还“掩护着软弱的单一个人不受国家政府的毫无法纪的和不公正的侵犯”。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有较强的中间等级作缓冲过渡，社会变迁就往往会以循序渐进的方式进行；相反，如果没有中间等级的存在或中间等级弱小，社会变迁一旦发生，其形式往往是迅猛激烈的，甚至突然发生革命。
美国学者科恩豪泽认为社会中间组织（中产阶级是介于社会上层与下层之间的特殊中间组织）具有促进社会稳定的重要作用。主要原因是，中间组织能完成很多首属群体（如家庭）或国家所不能或很难承担的许多社会任务；能满足不同人群的不同利益需求，且有利于社会在多样性基础上实现一体化；它是沟通意见、展开讨论的有效工具和平台，是产生新思想、新观点的重要源泉，是民众学习政治事务的“免费大学”，帮助人们提高关心政治和参与政治的能力；是国家与民众之间的政治桥梁，可约束国家或任何一个民间权力源头垄断全部政治资源，既能保护民众免受政治精英的操控，防止“政治专制”的发生；又能防止政治精英为大众压力所左右，防止“民粹主义”。
美国学者李普塞特认为，当越来越多的下层民众进入富裕的中产阶级行列，中产阶级在社会分层体系中所占的比例呈多数时，中产阶级就能发挥调节、缓和、化解社会矛盾与冲突的功能，特别是可通过支持温和的政党、反对极端主义组织、组建和参加民间组织等种种方式，阻止激进的社会变革，保持社会政治制度的稳定。“财富的增加，会通过使社会分层结构由以巨大的下层阶级为基础的高大金字塔形，向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为主体）的菱形的改变，从而影响中产阶级的政治角色。” 他还强调，财富的增加，中产阶级的稳步成长，有利于弱化社会上、下层阶级的差别特别是心理感受差距，不但会影响下层阶级的政治态度，通过对现实政治的长时间观察，有利于其逐步走上接受渐进主义的政治改良道路，增强抵抗激进主义政治影响的免疫力；而且会影响上层阶级的政治态度，使其逐步改变对下层阶级的轻视、傲慢等政治偏见，愿意与其分享一定的权力，从而消减社会上下层阶级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促进社会的稳定。
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深入发展，美国以至西方世界正在进入后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在阶级意义上的特点是，从事体力劳动和非技术工作的蓝领工人阶级不断缩小，而以专业知识为武装的中产阶级占据优势的多数地位（1956年美国的白领工人第一次超过了蓝领工人的数量）。美国j已“不仅是一个白领社会，而且完全肯定是一个中产阶级社会。” 这时，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冲突虽然仍然存在，但已不是主要的社会问题了，西方意识形态的“共识”已经产生，即“对福利国家的接受，对分权的期望，对混合经济体制和政治多元化体制的肯定。从这个角度讲，意识形态的年代已经终结。”后工业社会是一个更加注重成就自赋的中产阶级流动社会，社会等级的分隔线从来不是封闭的，人们更多的是寻求通过个人奋斗去谋求地位的改善，而较少诉诸成本高昂、前景未卜的集体政治斗争手段。后工业社会是一个中产阶级的群体社会，其中的社会单位是团体组织而不是个人，积极参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功能性经济团体、象征性地位团体、文化表意性团体、功能性政治协会等各种社会中间组织不断分化增生，使社会在利益多元化和分歧多元化的基础上，不能在某一个单独问题特别是根本的政治问题上形成统一的两极对立意见，从而有利于保持社会根本制度的稳定，防止社会被撕裂成两极。后工业社会是中产阶级“务实政治”主导的社会，政治问题就变成了围绕金钱分配和税收政策而进行的和平争议。甚至可以说，中产阶级的成长壮大，“已经成为意识形态终结的一种标志和资本主义制度永恒稳定的一种保证。”
概括来说，西方对所谓中产阶级（阶层）“稳定器”功能的论述虽然千差万别，对于其发挥“稳定器”功能的原因的论述也不尽相同，但总体上都认为中产阶级是维护社会稳定的主要力量，是在上层阶级与下层阶级之间的一支主要的社会平衡力量，他们的发展壮大将阻止无产阶级的贫困化，他们是劳资之间的缓冲器，是跨越阶级对立的桥梁，是缓和阶级冲突的中介；他们是协调和平衡不同阶级利益的“平衡器”，是社会的和谐剂，归结到一点是社会的“稳定器”。
西方关于中产阶级的“颠覆器”理论也由来已久，甚至可以说是同“中产阶级”与生俱来。“中产阶级”（middle class）一词源自近代英国，是当时的贵族阶级用来指代和贬称新兴的城市资产阶级（市民阶层）的一个贬义词。其时，“中产阶级”还有一个更具讥讽意味的同义称呼，这就是“暴发户”（nouveaux riches）。在当时的贵族眼中，中产阶级是与“唯利是图”、“斤斤计较”、“市侩”、“庸俗”、“脑满肠肥”、“冷酷”等特性联系在一起的贬义词。不但如此，“中产阶级”一词也是与“不安分”、“反叛性”、“颠覆性”联系在一起的。这些新兴的中产阶级并不满足于自己的地位，而是越来越借助于自己雄厚的经济实力去谋求更高的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力。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兴的中产阶级越来越成为传统社会秩序的“反叛性”力量，并逐步发展成为颠覆性的“革命”力量，最终推翻了封建统治，建立了以中产阶级占主导地位的资产阶级统治政权。不但如此，在现代和当代世界的不少发展中国家，将不满政府当局的社会下层群众组织起来的往往是新兴的中产阶级，他们不但是现行社会的颠覆性力量，而且更是颠覆性力量的领导者。这一点，即使是最倾向于强调秩序与稳定的结构功能主义代表人物罗伯特·默顿等社会学家也不得不承认：“然而正如经常表明的那样，将憎恨的和反抗的人组织成一个革命群体的不是最受压迫的阶层，而是典型的新崛起(中产)阶级的成员。”对中产阶级之“颠覆器”理论作出贡献的西方学者较多，其中以托克维尔、亨廷顿等人更具代表性。
法国学者托克维尔（1856年）对法国中产阶级在推翻法国旧制度中的“革命”功能作了阐述。在这里，他并不是象对美国中产阶级的极度赞誉那样对待自己国家的中产阶级，因为在他看来，法国当时的中产阶级不是“稳定器”，而是一个“革命”的“反叛阶级”。他认为，法国封建时代的传统社会是由第一等级（王权）、第二等级（贵族）、第三等级（平民）组成的三级结构。法国贵族在传统社会中不但拥有许多特权，而且承担着大量管理地方事务的功能。但是，路易十四在法国推行了中央集权改革，把原来由贵族行使的权力大部分地集中到中央手中，同时为减少改革阻力又给予贵族免税等特权。这样，贵族就沦为了只有特权而没有社会管理功能的寄生阶层，并逐步没落腐朽，这样到“18世纪末期，法国贵族只不过徒有虚名；它既丧失了对君主的影响，也丧失了对人民的影响”；而第三等级中的中产阶级（城市资产阶级）却日益发展壮大，并由贵族的“竞争对手”，“过后就成为其（贵族）敌人，而且最终成为他们的主人”。贵族制度被摧毁之后，一方面人民日益原子化，并且变得越来越政治化，一方面中产阶级的力量迅速崛起，且其中的文人作家占据了原由贵族占领的精神领域的统治地位，他们祟尚“空谈”，热衷于以简单化、理想化、绝对化、普遍化的方式对现实进行批判、对未来进行空想，大肆鼓吹所谓“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等抽象而普遍的观念与理论，鄙视改良道路，鼓吹用简单统一的“普遍理论”和“统一方案”对法国社会进行根本彻底的改造，导致“政治生活被强烈地推入文学之中，作家控制了舆论的领导，一时间占据了在自由国家里通常由政党占有的位置”，“作家们不仅向进行这场革命的人民提供了思想，还把自己的情绪赋予人民”。这样，人民的政治热情被大规模地煽起，社会的不满情绪则日益直接指向中央政权，最终必然导致革命的爆发，新兴的中产阶级就自然成了法国封建政权的最有力的“掘墓人”。托克维尔还认为，正是在这种复杂的社会背景下，特别是中产阶级的兴起和其文人的“革命”宣传鼓动、以及贵族制度的消亡，使法国“革命并不是在那些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得最深的地方爆发，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此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人们耐心地忍受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成为这场革命主要发源地的法国那些部分，恰恰正是进步最明显的地方。”新兴的中产阶级特别是其文人作家提供的“消除苦难”的“革命”话语权在推翻法国旧制度中发挥了显著作用。最后还需强调的是，托克维尔对于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参与掌权的法国中产阶级也没有多少好感，他非但没有讲其具有“稳定器”功能，相反却对其功能持消极态度，认为法国中产阶级软弱无力、自私陕隘、腐败，缺乏对公共利益和公共精神的关怀，因此甚至对他们“颇为鄙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