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联合国宪章》规定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为美、苏、中、英、法这5个在二战后的国际权力结构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国家。
然而，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安理会自身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在联合国中的代表性逐渐下降。
一方面，联合国成员国总数增加，但安理会成员国占全体成员国的比例却不断下降。
成立之初，联合国51个成员国中共有11个安理会成员国，占比为21.6%。60年代，大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独立后加入联合国，并提出扩大安理会的要求。1963年12月，联合国决定增加4个非常任理事国席位，安理会成员国由此增加到15个。
此后，联合国成员国继续增加，但安理会规模却不再扩大。到2002年，随着东帝汶的加入，联合国成员国已达191个，安理会成员国仍是15个，仅占全体成员国的7.9%。
另一方面，安理会内部权力分布严重失衡。
在5个常任理事国中，4个在欧美，中国是唯一的发展中国家、唯一的亚洲国家。10个非常任理事国任期为2年，经选举每年更换5个，不能连选连任。而且，非常任理事国不享有否决权，与常任理事国相比，它们对安理会决议的影响十分有限。
这意味着，安理会已经不能代表大多数成员国的利益。
于是，印度制定了自己的“争常”策略，即推动联合国改革，并借机“入常”。
实际上，早在1970年代末，印度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就曾提议联合国将“安理会席位公平分配和增加成员国数目”的问题列入议程。囿于冷战形势和东西方阵营的联合抵制，大会审议一推再推，改革未取得实质进展。
直到1992年，在印度的极力推动下，联合国才通过决议，并要求各国就安理会组成问题提出书面意见、提交下届联大讨论。至此，联合国正式开始审议安理会改革问题。
然而，因安理会改革涉及修改《联合国宪章》，牵涉多方利益，联合国始终没能给出为安理会和多数成员国接受的具体改革方案。
90年代，印度虽多次提出“入常”，但始终未得进展。
进入21世纪，联合国因机构臃肿预算急剧增加，亟待精简。加之美国高举单边主义旗帜，甚至绕过安理会、出兵伊拉克，联合国多边安全机制受到挑战，改革呼声日益高涨。
在2004年第59届联大上，安理会改革被再次提上日程。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任命高级别名人改革小组，就安理会改革提出建议，并提交2005年第60届联大讨论。
此时，印度认为自己的机会终于来了。
它拉上同样计划借改革“入常”的日本、德国和巴西，组成“四国联盟”，采取捆绑策略共同出击安理会改革，极力拉票，目标直指常任理事国席位和否决权。
3
抱团失败，反被“捆起来打”
一开始，“四国联盟”在安理会改革问题上合力出击，向联合国提交了一份框架性决议草案，并四处兜售这项改革计划，形成强大的舆论攻势。
草案要求，安理会成员国数量由现有的15个增加至25个，其中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增加6个席位，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增加4个。为了保证拿到“入常”门票，“四国联盟”甚至在否决权问题上做出让步，暂时放弃否决权。
但很快，印度就遇到了难以逾越的障碍。
其一，大国限制“入常”名额，“四国联盟”自动转为竞争关系。
“四国联盟”草案出台仅一周后，美国就提出了新的改革方案——只增加2个左右没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
美国的方案打乱了“四国联盟”原本的“争常”计划，表面上印度与其他3国友好合作，实则暗地竞争。
日本和德国依赖自身经济实力，以给联合国缴纳的巨额会费为“入常”的资本；对此，印度大打“人口牌”和“民主牌”，强调自身人口优势、经济潜力和广泛代表性，排斥德日的“出资决定”论；而印度的人口优势又招致巴西这个南美人口大国的质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