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刚 | 怀念刘泽华老师——在刘老师“王权主义”的延长线上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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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老师在同龄人当中，出道很早，才华横溢。非常难得的是，刘老师始终对老先生恭敬有加。他与包括郑天挺、王玉哲、杨志玖、杨翼骧在内的诸位老先生，关系处理得都非常好，几十年一日，不见对老先生们有任何懈怠。

当时，南开大学的中年人也与他关系深厚，他去世后，冯尔康、宁宗一等都发表了感人的文章加以怀念。他对年轻的教师和学生，不管是入室弟子还是私淑弟子，都奖掖有加。只可惜从盛年开始就身体欠佳，许多文章书稿皆与学生或朋友合作完成。但是，他的思考从来没有停止，非常活跃。

1989年8月，我以洪堡学者身份去欧洲，后来在特里尔大学汉学系任教。因为有教职，所以有能力邀请一些老师去欧洲访问，其中包括刘老师。为了对抗西方对中国的孤立，国家鼓励学者出访，刘老师也得以成行。我们一起去维也纳参加了“欧华学会”的大会。回国后，我们多次在一起聚会。2000年以后，刘老师和冯老师分别担任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主任与学术委员会主任，我与常建华老师等在下面打杂，大家合作得非常愉快。

在“王权主义”的延长线上思考

从1958年刘老师23岁参加教学工作，到83岁离开我们，刘老师的学术研究长达60年。60年来，刘老师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在先秦史、中国古代史、史学理论、政治思想史等研究中，都有非凡的成就。但其中贡献巨大、影响深远的莫过于他关于“王权主义”的论述。对于他蜚声学界的“王权主义”，我想提三点看法：第一，王权主义的提法摸到了中国政治与文化的根本问题；第二，王权主义的提出是学术创新，也是中国话语体系的创新；第三，如何在刘泽华思考的延长线上继续讲清楚王权主义这个命题。

《 先秦士人与社会》

《反思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

首先，我认为，刘老师关于“王权主义”的论述，道出了中国社会的根本性问题。在《中国的王权主义》一书中，刘老师有一段总结性语言：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就其历史形态而言，可作三段论：1.神化阶段。三代时期其特征是神道设教，率民以事神。2.圣化阶段。自春秋至辛亥革命，从事神转向尊君，从神道设教转向内圣外王，圣王即是神。3.民主化阶段。自辛亥革命至今，从圣人本位转向个人本位，从王权转向民权。这三个阶段，圣化阶段，承上古，开近代，国人的思维方式，文化的基本价值，皆于此阶段基本形成。（《中国的王权主义》，333页“结语” ）

《 中国的王权主义》

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大家所知甚多，这次会议给大家发了很多材料也与此相关。在此不加复述。有一点可以肯定，王权秩序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基本的秩序之一。

其次，王权主义的提出是学术创新。一百多年前，中国的新史学的先驱们，从各个不同的方面开启了中国史学的现代化转型之路。有成就，也有问题。比如，“五朵金花”的讨论，就难免有教条主义之嫌。与“五朵金花”讨论中的牵强附会相比，与超稳定系统的削足适履相比，与后现代史学的解构主义相比，刘老师从“王权主义”解释中国历史运行，更接地气，更易于为人们所理解，是我们打开中国历史奥秘的钥匙之一。

如果说侯外庐思想史学派是把思想史放在社会史背景下考察，王亚南是把官僚政治放在经济学分析上（最早提出地主经济概念）考察，各成一家之言；还有钱穆、张君劢新儒家路径针锋相对地辩论中国古代的专制主义；那么，刘泽华老师就是把思想史放在政治史框架中加以考察，也自成体系。刘老师的研究从中国历史实际出发，从现实的触动和启示出发，不迷信本本主义、教条主义。

但是，今天我想谈谈第三点，这就是在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今天，我们究竟如何思考“王权主义”本义及今义，如何在刘老师的延长线上思考。我们不能停留在刘老师揭示的观点上原地不动。这样就辜负了老师的教导。下面我谈谈自己的浅见。

“王权”的历史和现代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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