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路｜李超杰：张世英在西南联大

抱着“改造社会”的愿望，张世英第一年念的是经济系，但他很快发现，经济学讲的尽是些“生意经”，完全不是“经世济民之道”，于是在二年级时转入了社会学系。“哲学概论”是文科各系的公共必修课，由不同的老师开设，张世英选修了贺麟先生的“哲学概论”课。贺麟 （1902—1992） 先生是学贯中西的大家，他的课语言生动，深入浅出，情理交融，很受学生的欢迎，可坐几百人的教室被挤得满满的，连窗户上和走廊里都站满了人。 与贺先生同时开设“哲学概论”课的另一位老师的班上，选课人数很少，课堂上冷冷清清。贺先生把黑格尔和陆王心学结合起来讲，并以荷花“出污泥而不染”释黑格尔的辩证法，认为荷花的品格是对黑格尔“对立统一”和“扬弃”思想的最好诠释。贺先生生动地举例说：有人说自己从来不贪钱，可是你根本没有跟钱接触过，你说你不贪钱，这都是空话。如果让你当会计、当出纳，还一点不捞钱，这才算清高。出污泥而不染，就得先从污泥里长出来，并且不沾染污泥，这才算真正的清高。

▴

贺麟先生

黑格尔哲学竟然能够为张世英早已形成的清高思想提供理论上的说明！于是， 张世英于1944年秋又一次做出了转系的决定：从社会学系转到了哲学心理学系。用他自己的话说：越转越空，从具体走向抽象，由实际走向空灵。此后，张世英“在学习和研究的大方向上就算终生无悔了”。张世英学术方向的改变，当然得益于西南联大宽松的转学转系制度。 当时的西南联大，转系现象相当普遍，比如杨振宁考入联大时报的是化学系，一进校就改念了物理系；朱德熙是从物理系转到中文系的；何兆武先后就读于土木、历史、哲学、外文四个系。日后张世英在北大的同事黄枬森，入学时是被物理系录取的，也是在选修了哲学心理学系的课之后，引发了对哲学的兴趣，转入了哲学心理学系。

转入哲学心理学系后，张世英读的第一批哲学原著是巴克莱 （今译“贝克莱”） 的《人类知识原理》《视觉新论》和《三篇对话》。“存在就是被感知”，张世英觉得这个思想“很好玩”“很有意思”。一次，读经济系时的一位同学问他：“哲学是讲什么的？”他用巴克莱的哲学回答说：“哲学就是把桌子化解为无，我们平常人太现实了，你还在念经济系！什么银行、货币，说穿了都是无，一堆感觉，你不感觉它，银行、货币也就没有了，只有学了哲学才能使人真正高超起来。”那位同学说：“学这些有什么用呀？难怪哲学系尽出疯子，你可别学疯了。”张世英固然没有疯，但他的确开始对哲学“痴迷”了。

贺麟先生引领张世英走上了哲学之路，此后，他经常去贺先生家请教哲学问题，先生总是热情地接待他。贺先生讲黑格尔哲学，主要是从新黑格尔主义的观点讲的，所以，推荐他阅读罗伊斯、布拉德雷和克罗齐等人的原著。贺先生当时主持西洋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所以，张世英有机会接触这些人的原著和中文译稿。 毕业前夕，张世英选择贺先生做他的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题目是《论新黑格尔主义者布拉德雷的哲学思想》。 贺先生除耐心为他讲解布拉德雷的哲学思想和原著外，还特别叮嘱他：“我虽然主持西洋名著编译委员会，非常看重翻译工作，但我要提醒你的是，不能靠翻译从事西方哲学研究，要念原文，翻译终究代替不了原文。”

▴

冯友兰先生 在西南联大纪念碑前

1946年5月4日

张世英在哲学道路上的另一个引路人是冯友兰 （1895-1990） 先生。 冯先生同样是学贯中西的大家，当时兼任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进入哲学心理学系之前，张世英听过冯先生的一个讲座——“论道统”，虽然听得懵懵懂懂，但对先生的外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个身穿长袍马褂、满 脸大胡子、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的道学先生。”转入哲学心理学系之后，他开始系统听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课程，同时阅读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冯先生的课和冯先生的书给张世英留下了两个深刻印象：一个是重史料，重逻辑分析。冯先生“连中国经典原著中本来含混有歧义的地方，也要清楚明白地指出其含混之处何在，歧义的各种可能性何在，还要留下一些可以让听者自己去琢磨的空间”。另一个是中西结合。冯先生总是联系西方哲学史讲中国哲学史，他的“新理学”是“柏拉图主义、新实在论与中国程朱理学相结合的一个统一体”。 冯先生的课把张世英引向了一个形而上学的、超感性的“理”的世界。听了冯先生讲的中国哲学史，张世英觉得“中国传统思想缺乏分析和逻辑论证，许多内涵很深厚的东西都被掩藏了起来，可以玩味，却难于解说”。在他看来，与其他同类著作相比，冯先生讲的中国哲学史注重逻辑分析和论证，在口味上与他这个自命为“有数学头脑的人”非常契合。于是，他打定主意，“要学哲学就要学西方哲学”。新中国成立以后，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经过多次修改，但张世英一直珍藏着抗战时期的旧版。

▴

张世英珍藏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

说起来，张世英学术方向的选择颇富戏剧性：冯先生讲中国哲学史，却把他的兴趣引向了西方哲学！他的两位学术引路人在学术观点上完全是相左的：贺先生是接着“陆王心学”讲的，侧重人生体验，是“新心学”的创立者；冯先生则是接着“程朱理学”讲的，强调理性和抽象，是“新理学”的创立者。从大学毕业一直到“文革”以前，张世英偏爱柏拉图主义的形而上学，自然对程朱理学的兴趣大于对陆王心

学的兴趣，这无疑受到了冯先生的影响。但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受尼采、海德格尔等西方现当代哲学家的影响，张世英更倾向于陆王心学，似乎又与贺先生当年的观点更为接近了。

“西洋哲学史”是西南联大哲学心理学系的一门必修课，一直由冯文潜 （1896—1963） 先生讲授。冯先生来自南开，是南开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曾一度兼任联大哲学心理学系主任。除“西洋哲学史”外，冯先生还讲授过“美学”“柏拉图哲学”和“逻辑学”等课程，据说他的哲学史讲稿是用中、英、德三种语言写成的。冯先生不仅课讲得好，而且对学生非常热情，常常让学生去他家讨论问题。得知张世英正在读巴克莱的《人类知识原理》，冯先生就约他到自己家中谈谈对巴克莱的理解。冯先生建议，读西方哲学原著还是应该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开始。此后，张世英便经常去先生家就《理想国》中的问题进行请教。冯先生对他说：“这才是西方哲学史最最重要的必读之书，要像读《论语》一样地读。”并且非常具体地给他讲了一套读经典著作的方法：“每读完一节或一章，就合上书本，用自己的话把原文的大意写下来，个人的心得和评论写在另一边。”这种读书方法，使张世英受益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