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11
月底，才供暖十几天，北京的雾霾爆表了，
AQI
达到
1000
。严重雾霾持续了好几天，我女儿开始发烧，班上很多孩子都咳嗽，发烧，每天出勤的孩子不到一半。我抓住机会，再次倡议。可是，又有家长反对，理由是无法证明孩子生病和雾霾是因果关系。是的，连科学家都没法确证，我怎么可以？
我不相信教委禁止幼儿园接受捐赠的净化器。
12
月初，我坐车去了区教委，在门口被保安拦住了。他问，
“
你找谁？
”
“
教委的主任。
“
“
哪个主任？
”
“
管幼儿教育的主任。
”
“
你是干什么的？
”
我软磨硬泡，坚持要见到领导。有个负责新闻宣传的人走出电梯，我问他，教委是否禁止幼儿园接受家长捐赠净化器。他问了我幼儿园的名字，然后说，
“
教委不管私立幼儿园的这些事情。
”
“
可是，幼儿园的园长说是教委禁止的。
”
“
幼儿园是单位，你们是个人。哪有个人想送东西给单位，说送就送呢？你觉得净化器有用吗？
”
“
有用，难道你们教委办公室不用净化器吗？
”
“
不用，我们只用空调。
”
说完后，他要把我支走。我磨磨蹭蹭地等他进了电梯，就在楼下大厅和那个保安搭讪，
“
师傅，这门口风好大啊。真冷呢。冬天怎么办？
”
“
我就躲进这大厅里呆一会儿。
”
“
雾霾天呢，你这大厅有空气净化器吗？
”
“
我们这里没有。上面教委的办公室才会有。
”
2015
年，就在这些无效的抗争中过去了。
2016
年，幼儿园的园长改变了说法，说如果一个班上的家长全员通过空气净化方案，幼儿园就接受捐赠。我大感振奋，继续游说，并且把捐赠净化器改为新风设备。经历过
2015
年的雾霾
“
爆表
”
，班上
24
个孩子的家长都同意了，剩下一个钉子户。我很着急，特别想说服他。他反对的理由是新风管道里有可能会有蟑螂爬进去，不能保证新风机的空气对孩子足够安全。我很震惊，就反驳了他。他愤怒了，在微信群里要我公开道歉。我愿意道歉，条件是他要同意捐赠方案。他同意了。
后来，幼儿园又改变了风向，园方先出钱安装新风设备，以后家长再分摊。园方提出目标：幼儿园要争取成为北京市有新风设备的模范单位，接受其他幼儿园的参观和学习。有一天，我去接女儿放学，抬头看到天花板上大型的机器。我问身边的一位老师，
“
那是新风机吗？
”
她眼光扫过来，
“
你们这些家长就知道新风机。其实，对于我们这种大型空间，净化器更好。我跟你说，领导人的办公室也是安装这个设备的。
”
我不想质疑，也无从反驳。
极端的雾霾天气越来越频繁了。一旦空气指数超过
300
，我就舍不得让女儿上学，守着她在家躲霾。
2016
年末，我们住在旧的筒子楼宿舍，楼层很薄，我每天清晨五点左右都能听到楼上的邻居打开电视机，正如楼下邻居能听到我们在房间走路一样。我安之若素，楼下的男邻居则坐立不安。只要听到声音，他就直接拿棍子敲打暖气管，通过金属震动往上传递愤怒。我在房间垫上最厚的塑料爬垫，他还是觉得有声音。深夜，他会悄悄上来我们家门口泼油，用木屑塞进锁孔。有几天，在家躲霾的女儿精力无处宣泄，在床上跳，在家里摆弄玩具。可是，哪怕一个玻璃珠子掉到地上，我都会心惊胆跳，忍不住斥骂女儿，
“
小声点，再小声点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