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丨汪锋：语言学田野调查的假设与实践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 公众号 · · 2025-04-13 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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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感受是，例外也很多，总有一些字不按照常见的规律来，就都搁在那里。

这是第一次田野调查的印象。严格说来，只是一次限制条件下的田野调查练习，因为如何选发音人、为什么要调查这个方言、采用什么方法都不用我们操心，老师们已经提前把工作做好了。

《方言调查字表》其本质是利用《广韵》的声韵调体系来调查方言音系的演变特点，向前可以追溯到赵元任先生的《方音调查表格》。如果进一步往前追溯，可以追溯到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中国方言调查研究深受此传统的影响。之后大规模的方言调查，如《湖北方言调查报告》《湖南方言调查报告》《云南方言调查报告》《汉语方音字汇》等都遵循此框架。罗杰瑞指出：“高氏从一开始就把方言田野调查和古音学密切地结合起来。他设计的框架至今还有相当深的影响。 但是有一点值得我们特别注意：对高氏而言，田野调查只是研究古音的手段，是次要的，音韵历史才是他研究的重心。” 至此，我们对于之前方言调查实习时所做的具体工作才算是有了一个全然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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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本汉（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

瑞典汉学家、音韵学家（1889-1978）

这个调查框架所做的假设至少包括：（1）现代汉语方言是从中古《广韵》音系演化而来；（2）音韵系统的演化脉络是语言最基础的部分；（3）“字音”在系联古今时起到了枢纽作用。

并不是要说这些假设都有问题，而是想提醒说，如果在这个框架下做调查实践，要注意到这些假设所造成的影响。

二、从符号到感知： 语音记录的多维性

我在讲授“理论语言学”课时，做了一个关于田野调查记录的小调查。我放了一个人朗诵《静夜思》的录音，请同学们记下来。刚放完录音时，就有同学嘀咕：“要记什么啊？”这个嘀咕其实很重要，说明记录时得有一个目的，明确记下什么样的内容。我只是解释说：“听到什么记什么。”然后又放了一遍录音。

三十多位同学，大部分是用国际音标记下来，声调大多采用五度标调法，有的用数值，如35、51之类，有的用折线标记；还有一份是用韩文记音，可见其或许没有受过国际音标记音训练，而且是韩国同学；另一份只用汉字写下了“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没有任何音标；最齐全的一份是既有汉字，又有国际音标，还有汉语拼音。

从这个小调查可以看出，每个人做田野调查的 记录必然受制于自己对“记录”的理解以及自己的记音手段。 不管是国际音标还是汉字，抑或是韩文，都是要把自己听到的音记下来。通常我们会认为国际音标记音最精准，韩文记音没有记下声调部分；但我们要留意到汉字记录其实充分利用了汉字的储备，把听到的语素也记下来了。

国际音标是一个很有效的记音工具，设计的原则是“一音一符，一符一音”。孙天心老师曾告诉我一个关于国际音标记音的原则，由一个调查人记下发音，另一个人根据音标发音，得到发音人认可，才算是准确的国际音标记音。当年上课时，老师开玩笑说，碗掉到地上摔碎的声音都可以用国际音标记下来。通常将国际音标的记音称为严式记音，一些调查者录完音后，就从田野离开，回去把录音转写为国际音标，以为记录工作就算完成了，或者自己仔细比对录音，来判定语音系统。很多调查者认为这是客观的操作，因为录音设备忠实地记录了语音，而国际音标忠实地转写了语音。

事实上，只要是符号转写，就不可能绝对客观，因为要通过转写人的听感来区分音的同与不同，并且将之定位到一个作为中介的国际音标表中。 国际音标是目前最为细密的语音格子，比英文字母和汉语拼音要细密得多，但仍然是一个“格子”，并不是语音系统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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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

瑞士作家、语言学家（1857—19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