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
2016年8月8日，东芝LIFE STYLE社长石渡敏郎召开记者会，说明与美的集团合作事宜（图源：东方IC）
政府要求国民自己为自己的将来多作准备，实在是让日本国民为难。而发生在2004年的日本国民被伊拉克扣为人质的事件，让日本国民切实地感受到了完全依赖政府已经不再那么现实，在更多的情况下，必须自己依靠自己。而那时
“自己责任”口号成为流行语，日本国民只能面对已经来临的个人社会。
但是，就在日本国民准备适应个体社会的到来，寻找出一条新的发展道路的时候，突如其来的全球金融危机再一次冲击了日本国民脆弱的心理。更没想到的是，日本所受到的创伤竟然远远超过危机发源地的美国。
而且，还没有等到日本医好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创伤，3·11东日本大震灾以及伴随而来的福岛核电站事故再一次让日本国民失去对社会安全的信心。在天灾人祸面前，日本国民感受到空前的无力感。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日本又失去了已经带了四十多年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桂冠，造成了日本社会的巨大失落。眼看着曾经比日本落后多年的中国在GDP总量方面绝尘而去，日本国民曾经有过的优越感变成了自卑感。日本社会评论家古谷经衡一针见血地指出，很多日本人是绝没有想到中国会变得如此强大，他们对此并没有做好思想准备。
对经济失望，对政治失望，所有这些都导致了日本国民对“强大”的渴望。但事实上，这个“强大”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日本国民到底要什么样的“强大”，可能连他们自己也并不太清楚。这为日本的国家神道的复活留下了空间。
▍三
正在发生的历史性巨变，也让很多日本国民的性格发生了变化。他们变得对他人的言行过于敏感，要么激烈反驳，要么完全无视。他们不再认为事情是自己做的不好而陷入不可自拔的自责中，而是尽力找他人的原因，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卸给别人，完全是自怜自爱。精神病专家片田珠美教授指出，日本实际上正在流行一种新型忧郁症，特点就是过多地指责他人。
在向个体社会过渡的时期，这样的新型忧郁症让日本国民倾向去寻找社会的共同敌人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种对群体社会的乡愁。最初，日本社会把执行了20多年的宽松式教育当作靶子进行了攻击，但很快发现这样的批判无济于事。接着他们又找到具有悠久传统的官僚制度这样一个新的批判对象，认为官僚制度是日本社会的万恶之源。为了改造官僚制度，日本国民还把长期执政的自民党赶下台，让年轻的民主党掌权。但是没有执政经验的民主党不仅没有能够成功地改造官僚制度，反而造成了社会的混乱，简直让日本国民欲诉无门。
所以，当日本右翼代表人物石原慎太郎挑起钓鱼岛问题后，
日本国民就无可奈何地被绑架到这个新的发泄口来，而这个发泄口实际上是二战之后被美国压抑的日本人的爱国心
，而这样的爱国心则又形成了让日本国民难以自我控制的“空气”。
▲
石原慎太郎
本来，人与人交往，国与国交往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和摩擦，如果因势利导，这些问题都不会影响中日两国关系的健康走向。但是，日本一旦形成了这样敌视中国的“空气”，在公开的场合中，提倡中日友好的声音就基本上也绝迹，而贬低中国和攻击中国的书籍则充斥市场。就连比较开明的大前研一也提出了即便是全额支付美军的驻日费用，也要来保卫钓鱼岛的主张。
日本的政治家也在这样的空气中，公开提出了以中国为假想敌的政治主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