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卫周安：
这本书始于我写的一篇文章《18世纪的中国和西方技术》（China and Western Technology in the Late Eighteenth Century，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 Dec., 1993, Vol. 98, No. 5），这篇文章是关于耶稣会天文学家的，文章中探讨了他们如何在中国帮助清朝皇帝制造枪支及火炮。在这篇文章中我写到，在乾隆皇帝1793年会见马戛尔尼，并表示对他带来的武器并无多少兴趣时，并非出于一种蔑视，而是基于当时乾隆对欧洲技术的真正了解，是他想表达对国家拥有完全控制的一种方式。一位编辑在读了这篇文章后对此很感兴趣，于是给我写信建议，可以写一本关于这个问题的书。我开始探索，中国了解世界，并融入全球的起点，于是就有了这部作品。
您在书中提到，欧美学界普遍认为，帝制中国晚期逐渐成为一个“封闭”的国家，我想这可能与二十世纪前半叶中国学研究中“冲击-反应”理论的推行有一定关系。同样作为一位欧美学者，您对中国的认识为何会出现不同呢？是什么促使您重新审视中国在历史上与全球的互动问题？
卫周安：
在欧洲和中国互动的漫长历史中，欧洲人感兴趣的并不是中国发展本身，而是欧洲对中国的认知和想象。自马戛尔尼来华开始，这些英国人会说，“他们对英国的东西毫无兴趣”。其实这是他们基于自己认识产生的想法，他们不是在认识中国，而是在试图定义正在成为全球大国的英国。正如改革开放之后美国对中国的想象一样。但是他们全部都失望了，中国并没有按照英国或者美国人预期的道路发展，中国有自己发展的道路轨迹。
我有一段比较特殊的游历中国的经历。我从小在伦敦长大，五十年前的1970年代，当时我还是一个学生，作为友好协会的成员之一，我们有了一次来中国游览的经历。我们从伦敦上了前往北京的火车，中途还在莫斯科停了一天。记得当时越战还没有结束，有中国人和我们聊起越战，我们的看法很不一致。我们花了一个月时间环游中国，当时去了南京、上海和武汉。我算是这批学者中最早来到中国的人了，当时外国人很少见，所以人们看见我们也很新奇。记得一次午餐时间，我们兴奋地出去散步，走进了一家正在营业的书店，当我转过身的时候，发现很多人在扒着窗户看我们。这段经历让我非常难忘，我写了一本很详细的日记。无论如何，这次游历改变了很多我对中国的认识。
在中国生活的时间越长，我的观点就越改变。1980年代的时候，我住在北京，并且第一次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去查档。那是一个学术活跃的年代，有很多欧美学者到中国学习。在中国的经历给了我新的视角——实际上，是一个地理学的视角。即使处理着相同的信息，因为视角的差异，也会产生不同的看法，这是学术中让人兴奋的事情。学者之间有着不同的观点和看法，我们相互交流，不论是清代的研究还是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的研究。清代只是中国历史上行进的一个环节，随着信息的聚集和思考的深入，我们会有更深刻的认识。
1999年这本书初次出版的时候是一个怎样的环境，您这些观点又得到了一些怎样的回应呢？
卫周安：
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1999年，澳门回归中国。中国以一个崛起大国的形象在世界舞台上崭露头角。每个人对中国的发展都很有兴趣。此时，中美恢复邦交已经二十年了，美国人很关注中国与全球的互动问题。哈佛大学有位未曾谋面的学者，对这本书的肯定令我记忆尤深。他说，这是一本非常有趣的作品，他非常喜欢。但比较有趣的是，这部作品虽然在美国有很多评论，在英国却很少有反馈。
后来到了2013年，我在上海纽约大学任教的第一天，我上了一堂课，讲了一些我对中国与世界联系的看法。还有学生举手告诉我，说我讲的内容跟他高中所学到的不一样。在中国学生的教材中，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也一直是一个封闭的国家。我说，我给你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吧。清代的乾隆皇帝，每天都能吃到自东南亚进口来的燕窝。这至少说明此时，中国与周边有着某些渠道的贸易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