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普拉斯（左）和塞克斯顿。
然而在美国自白派诗歌开创者罗伯特·洛威尔的课堂上，普拉斯初次见到塞克斯顿时内心满是激荡。戴潍娜说当她第一次读到两人在那个“鞋盒般幽暗”的小教室相遇的场景，她几乎一下子就能感受到普拉斯的心境，“非常羡慕，但绝不是嫉妒”。“我们丝毫不需要怀疑那个表面过着传统中产阶级白人生活的‘乖乖女’普拉斯内心的疯狂，一点儿不比塞克斯顿少；我们也不必讶异，没有上过大学的塞克斯顿的学识和见识毫不逊色于普拉斯。不同的，只是人生际遇；但内心深处，她们同样疯狂。只是生活给予了她们不同的版本。”
说到这里，戴潍娜眼神闪烁，目光落在了很远的地方。她说的好像不是普拉斯，更像是镜子中的另一个自己。谈起这本关于个人阅读史的书为何取名“学坏”，戴潍娜解释说她想释放的是阅读中的“革命力”，“真正有力的阅读会开启生命的‘转变’时刻，就像禅宗里的‘见性’。这些时刻帮助人获得了对自我的真正觉察，找回了内在的生机和光彩，它们往往意味着一场场思想革命，我们体验生命的方式随之发生维度性的转变。”
在戴潍娜看来，我们正处于系统空前强大而个人极端无力的历史时期。她形容这种感受很像是“地球自转的速度都变快了”，“一天里什么都没有做，好像就已经精疲力竭了，由这样的日日月月堆积起来的整个人生也像进入了某种被砍伐、被收割、被清算的流水线……但人类历史上，的确有过一些精神抖擞的时期。”
那么今天的人如何想方设法让我们的肉体复活？读博以来，戴潍娜一直着迷于人类历史上一些被定义为“异端”的思想，她博士论文研究的也是维多利亚时代的性心理学家霭理士。“这些异端恰恰是对旧时代固有框架、认知惯性的爆破，也正是它们推动了我们认知思想上的革新，它们是冒犯的艺术，反叛的策略，僭越的精神，失格的传统。恰恰是这些撒旦能量，保持了一个社会机体的茁壮和健康，催生出更加健硕的公民精神。否则文明也会和人一样，日趋僵腐，生老病死。”
《未完成的悲剧：周作人与霭理士》
作者：戴潍娜
版本：汉唐阳光｜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年9月
从鲍勃·迪伦谈“转念”：
普通人该如何和庄家去玩？
这样的时刻很早就在她的生命中降临过。
2011年，在北京三里屯的一家酒吧，朋友将放着鲍勃·迪伦音乐的耳机扣在戴潍娜头上。那是她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后来，戴潍娜回忆说，自己真正受到迪伦的深度渗透是从翻译《鲍勃·迪伦诗歌选》开始。“翻译是很危险的，像是在黑暗中交手，不知不觉就会被原作者侵略，允许他的灵魂渗透到你的灵魂中。”
鲍勃·迪伦（Bob Dylan），美国音乐人、诗人。2016年获颁诺贝尔文学奖。
“那阵子我好像也没有工作，
也没在上学，正在社会上游荡。”戴潍娜记得，初识迪伦时，她刚从牛津毕业不久，对未来人生充斥着不切实际的幻想。可直到真正开始踏入社会，她才发现普通人时刻处于一种“被围困”的状态。“学校培养的目标是如何让一个人的灵魂丰盛，而社会对新来者的要求却是一个‘好用的工具’。”很长时间里，她无法接受那种被砍伐式的成长，好像不论去到哪个系统，总有一部分内在萌发的枝干需要被砍断才能装进“那个容器”。多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她接到了迪伦作品的翻译工作。她形容那是一次生命观的重大转变，“原来一个人最大的创作，不是创造作品，而是创造自己”。
在戴潍娜的印象中，她们这代人好像半个身子仍在古典主义的束身衣中，从小被教导如何在漫长的时间长河中一步步培养出完整的人格、过一种叙事连贯的完整人生，但这代人的眼睛又隐隐约约看见了新的不同的未来。于是身处其中的人，最常感受到的就是一种撕裂。“但迪伦给我一种不同的感受，原来一个人可以随时随地放弃或篡改自己的过去，不需要固守自己的性格和人生叙事，或者说，一个人可以活出无限多个自己的版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