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危险的状态，就是永远舒适｜观影：《黑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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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那个时候，也因为自己上传的这些状态、照片和文章，在网络上结识了很多志同道合、惺惺相惜的朋友。我们用真实的一面吸引了彼此，找到了和自己接近或相似的人。

渐渐地，随着社交网络功能的不断完善，文字、照片、视频、语音、时间线……它足以建构出一个超级立体的“我”。我的社交网络上，也有了越来越多的，因为工作、玩乐、各种各样的原因而认识的人，仅仅是“认识”的人。但我时常感到，这个展现出的“我”，离那个真实的“我”越来越远。

一个表现是，我不再分享一些内心深处的感受，更多地是发表一些想被他人看到的观点；我不再能够毫无心理障碍地发个人照片，而是会发布一些带有“公关”属性的图片。也许正因为如此，我不再能够交到真正的“网友”。—— 我始终觉得，这是一种公共空间对私人空间的入侵。

所有这些由我发布出来的东西，使得他人会像我所希望的方式去看待我。于是，这个在社交网络上建构起来的“我”的身份感，与作为自我的主体感，开始出现微妙的误差。

“主体”意味着主观能动性，意味着个体的自由意志，但是， 当“身份”的副本发展到一定程度，主体已经成了副本的傀儡，很难说谁才是主体，谁才是身份。 最终，一方需要向另一方妥协。

或许是：作为主体的我，会因为体会到这种误差/分裂带来的不适，亲手杀死社交网络上的“我”（那些年注销的账号们）；又或许是：社交网络上的“我”会把原本的作为主体的“我”吃掉，你接受了那个身份，遗忘了最初的作为主体的你本身。

更有甚者：

在《黑镜》中，一个已经死去的人，他的女友能够根据他生前发布的照片、视频、社交网络资料，造出一个高度还原的“假人”。 在社交网络上，你的这些记录所构建出的身份可以比主体更长久。它可以脱离现实而存在，可以跨越物理的死亡。 “主体”死了，“身份”永远活着。

比我们更年轻的孩子，很可能会在长大后对“社交网络对身份建构的影响”有更深的体会。有研究者提出， 在社交网络时代出生的孩子，是失去了“建构身份的权利”的一代：

从他们出生开始，在他们还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就已经被父母发布在网络上，父母甚至会帮他们建立社交帐号。在美国2010年的调查中，超过90%的2岁孩子已经在社交网络上被曝光(Lafrance, 2016)。《华尔街日报》就这种现象提出了一个新词——Sharenting（share + parenting，指父母的过度分享，类似我们经常所说的“晒娃狂魔”）。

而这种行为带来的问题，和《黑镜》的一个设定也很类似。在《黑镜》中，人的全部历史都会被记录下来，记忆能被自己或他人读取、观看、回放。妻子很久以前的一次出轨，因而会被多疑的丈夫从孜孜不倦的提取和回放中找到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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