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钱先生晚年回忆到自己的选择：“能够继续留在严先生这里参与当时国内最前沿的物理学研究，这正是我求之而不能的！我几乎没有思考就从黄包车上取下了行李，今天看来，这次选择是很有意义的，从此，我走上了科学研究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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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同仁
（前排左起：盛耕雨、严济慈、李书华、饶毓泰、朱广才、吴学蔺，
后排左起：钱临照、鲁若愚、陆学善、钟盛标）
此后几年，在严济慈的指导下，钱先生和北平研究院几位年轻人做出了中国本土最早的一批物理学研究成果，并深受其心无旁骛、一心一意做研究精神的影响。钱先生将严济慈视为对一生有重要影响的三位老师之首。
1934年钱临照被录取为第二届中英庚款留学生，同期被录取的还有李国鼎和朱应铣
（下图）
。1934年秋，钱临照拿着严济慈的介绍信前往英国，师从皇家学会会士安德雷德[3]
（E. N. da C. Andrade，1887—1971）
进行实验物理研究。钱临照在与安德雷德的初次交谈中表达了希望接触各种工作以拓宽知识的愿望。他晚年解释，这样做是因为中国当时的研究基础薄弱，只有广泛接触不同研究，才能在回国后根据实际需要继续科研，避免因设备不足而中断。当时物理留学生回国难以继续进行研究，其中主要障碍之一便是设备不足。他强调，研究应符合国情和国家需求，而非仅追求个人短期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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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在英国
（左起：朱应铣，李国鼎，钱临照，王竹溪，汪渊，张文裕）
1937年春，安德雷德明示钱先生，可将水晶扭电、流体力学和体心立方晶体的范性形变三项工作总结起来，作为博士论文，申请答辩。让安德雷德吃惊的是，钱先生婉言拒绝了他的安排，放弃博士答辩。其中缘由钱先生在自传中有这样的陈述：“和我同在这一实验室的有位印度学生，他比我早来，工作很好，三年期满，他自动提出申请答辩，不知何故被教授拒绝了。印度同学受此打击，以至伏在实验桌上哭泣。我认为这是欺侮殖民地人
（当时英国人对殖民地人在有意无意中有此意识）
，那时我即意识到我国也处于半殖民地地位。此事触动了我的自尊心，我暗下决心，不拿殖民者的学位。”
据笔者揣测，钱先生拒绝博士学位还有更深层的原因，他对安德雷德的研究风格和学术态度持有保留意见。安德雷德在关键实验上未能亲力亲为，而是委托他人，这影响了他对物理现象的洞察力。此外，安德雷德对新兴的位错理论持保守态度，而钱临照则凭借其敏锐的物理直觉，迅速接受了这一理论。尽管安德雷德与位错理论的提出者泰勒私交甚好，但他并未在论文中采纳这一理论，这让钱先生感到无奈。钱先生在留学期间不论是个人还是与安德雷德合作发表的金属范性形变研究论文，都没有进行位错机制的讨论。
然而钱先生又服从自己内心对学术真理的坚持！我曾在一次访谈中询问钱先生：“您认为自己哪项研究工作最好？”他回答：“留学期间做的体心立方晶体滑移的研究，但结果没有发表。”为什么没发表？我推测他极有可能用刚刚兴起的位错理论对滑移机制进行了探讨，果若如此，这项工作就有可能成为位错理论的一篇经典文献。显然安德雷德不会让不同观点的论文从自己的实验室流出。
为了维护民族尊严，坚持科学真理，钱先生放弃了博士学位。安德雷德对钱先生的选择感到十分困惑，专门打电话向钱先生的推荐人严济慈先生求解，严先生得知实情后选择沉默。
尽管钱先生放弃了博士学问，但他的博士头衔已经在安德雷德心目中得到了认可。安德雷德《一些个人回忆》一文介绍他与钱先生合作的工作时，便直接称呼钱先生为“钱博士”。
（参见：E N da C Andrade. Some Personal Reminiscences.
https://www.iucr.org/publ/50yearsofxraydiffraction/full-text/andrade
）
1937年4月，钱先生抵达柏林，原计划在物理学家施密特[4]
（Erich Schmid，1896—1983）
的指导下深入研究晶体范性，以期在学术界树立更高的声望。但日本侵华战争的全面爆发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七七事变”发生后，钱先生接到严济慈先生的电召，他毫不犹豫地放弃了在德国的研究计划，立即返回祖国，投身抗战工作，与祖国共存亡。在面临祖国需要和个人成就之间的选择时，他不假思索地选择了报效祖国。
“七七事变”后，北平研究院物理所的工作重点转向了战时研究。1937年底，钱先生被派往北平，负责将物理所的设备安全转移至昆明。当时，北平的局势极为紧张，日军就在北平研究院附近的在北大红楼地下室残酷折磨抗日志士，惨叫声不时传来。在这样的环境下，钱先生依然巧妙地将五六十箱笨重的仪器秘密运出北平，成功抵达昆明。展现出他非凡的胆量和过人的智慧。以这些仪器设备为基础，抗战期间北平研究院物理所在制造军用无线电设备、光学仪器和矿产资源勘探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