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步克 | 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在突然接到告知周先生凌晨逝世的电话的时候，随即便后悔那些天由于太忙而没去探望，居然就没有一点预感。本来，十多年中一直帮着周先生做些收发、写作的事情。但后来我安排了一些学生们轮流到周先生家帮忙。周先生说是有了“如虎添翼”之感，可是这样一来，我去周先生家就少了，跟周先生聊得就少了。

在惊悉不幸的消息之时，往事纷至。 想的最多的，是初次跟周先生面谈的情景，以及本来在年初刚为周先生庆祝过“米寿”的事情。

去年一月，是周一良先生的八十八岁“米寿”。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的同事们，本来有意选一个餐馆为周先生隆重祝寿。但周先生自觉年事已高，在外面恐不方便，又刚刚迁入新居，难免疲惫之感，于是就改为前往周先生的家里祝寿了。

那天一早儿，我跟妻子前往清华园捧回蛋糕和花篮。蛋糕和花篮是妻子去订的，她觉得清华园的蛋糕质量不错。祝寿的气氛温馨而热闹，大家都衷心祝愿周先生安康，至少能享百年之寿。随后是周先生吃蛋糕，周先生的儿子启锐把一顶彩纸的王冠戴在了周先生头上，那王冠是跟着蛋糕一块儿来的。周先生戴王冠的样子特别风趣，蛋糕吃得很开心。大家也一人一块，分享了蛋糕，天南海北的聊着。免不了聊到了新居，装修和布置等等。周先生曾多年住在燕东园，那房子很旧很暗，没法儿跟现在的新居相比。记得将无同不改幽默旧习，他建议周先生预备一个望远镜，好用来查找书架高处的书籍，这话让大家忍俊不禁。

图为阎步克教授

可这转眼就成了往事，那些祝愿也全落了空。

在向周先生的遗体告别时，我觉得化妆师把遗容画的过重了； 而我第一次去周先生家里见面的时候，留下的印象是温和，是平易淡泊 。

我是在开始跟田余庆先生做博士生时，才初次得以跟周先生面谈的，起因是周先生安排他的博士生杨光辉和我定期去他家里读《世说新语》。本来，对周先生这样卓越的大学者，我作为学生和晚辈颇觉敬畏惶恐；见面后却并没有想象中的威严和锋芒，多少就轻松了些。周先生对自己的为人有个评价，那就是 “忠恕” 二字，而那时我的感觉也正是如此。

我对史学一直没有真正的兴趣，赶上了末班车就随遇而安罢了，脑中转悠的总是天马行空的各色遐想，却并不入门。而那次读《世说新语》，是几种注本和日译本、英译本互相比照阅读，逐句甚至逐词推敲辨析，这使我多少有了点儿长进，多少知道了该如何读书，以前把书念得闲散率意了。而且，每次下午两点来到周先生家，都能隔窗见他已经伏案读书了，相形自己的懒睡闲扯，至今犹觉汗颜。

但印象最深的，还是初次见面时，周先生谈的不是学问，而是他自己，他在政治风波中的坎坷经历。 周先生回首往事，谈到解放天津时，一位著名的人民解放军将领就住在他家，那将军当时一身灰布军装，给他们讲革命的大道理，他全家为之肃然起敬；在此之后，他更为“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而衷心鼓舞，又由于是剥削阶级出身，总有强烈的“赎罪”心理，所以对党的号召一向积极响应，好向劳动人民做出补偿……一直就到了“梁效”。

当时这令我感慨不已。刚来北大读书时，曾跟着几位同学去许大龄先生家，坐下之后还没说几句话，许先生就好意地提醒说：同学们你们不知道吧，我可是“梁效”的！可想而知，那些经历在我们的老师心底，留下过什么样的羞辱和伤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