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为了打击国民党的抗战意志，日军第11军拟定了1941年春季击溃第五战区主力，夺取宜昌，继于秋季击破长沙、衡阳方面第九战区的方案。针对这一行动，国民党军队在宜昌战役中表现得十分英勇，几乎使敌人陷入绝境，以致日军第13师团长内山英太郎中将甚至下令烧毁军旗、机密文件，指定各将官自尽位置，并做好设备及烧掉尸体的准备。在此役中，日军还发现：“在我阵地前，战死的重庆士兵尸体，连长在前，军官继后，在地面上排成了金字塔形。在一名战死重庆军连长精心记载的日记本上，写着对部下士兵的无限信任和明天必将占领宜昌的必胜决心。”他们因此得出结论：“从总体上来看，我军是策划对长沙方面的攻势，而重庆军则在宜昌寻求主要战场。通过重庆军对宜昌的反攻，具体地说明了其战斗意识的高昂和作战规模的庞大。”
此后，国民党虽然将不少精力投入反共活动，但仍坚持抗战、苦撑待变。据日本战史记载，1941年初，由于美国通过《租借法案》，英中签订军事协定，美英还为中国提供巨额贷款，因此“自1941年春以来，重庆政权抗日意志的高昂不容轻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国民党军队此时不仅在华中，而且在华北也给日军制造了长期的麻烦，以至于其感叹：“华北方面，山西省由于西面有以延安为根据地的共产军、南面黄河两岸有中央军第1战区的军队活动，治安情况极为恶劣”，特别是“卫立煌指挥的约二十六个师，在山西南部黄河北岸地区构筑了坚固的阵地，成为扰乱华北，尤其是山西的主要根源”。鉴于对中条山的几次进剿均未得手，日军1941年初决定以华北为重点，由华中的第11军抽调第33师团、由华东的第13军抽调第17师团，转属华北方面军，然后发动中条山战役。但该年3月，国民党军队在江西取得上高会战的胜利，沉重打击了日军第33师团，“因受这次作战的直接影响，第33师团推迟了向华北的转进”。由此可见，国民党军队在华中和华北的行动对日军起到了很大的互相牵制作用。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国民党正面战场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第三次长沙会战（日方称第二次长沙作战）中，第九战区就打得十分惨烈。早在1941年初，日军第11军即曾对第九战区的战斗力量做出了如下判断：“1939年秋季湘赣会战以后，该军未再受到我军打击，其战斗力已大体恢复，尤其第一线，与我军近接对峙，不断向我发动进攻，或以游击队破坏我后方联络线等，活动日趋活跃，颇有成为第11军宿敌之感。”为了消除这一心头大患，日军先后发动了两次长沙作战，但几次进攻均因国民党守军顽强抵抗而告失败。1942年1月，第11军“冲进长沙一角，虽竭力进攻，但因重庆军顽强抵抗难以突破……遂决定返转（日军对撤退的另一种说法——引者注）”，“在返转作战中，遭到优势重庆军的侧击，并被切断退路，陷于苦战”。此战失利后，日军因伤亡惨重，“部分将士的必胜信念发生了动摇，需要年余始能恢复”。同年4月，中国派遣军参谋宫野正年还曾在军司令官、师团长会议上报告：“敌战力虽然低落，但在华北、华中、华南，其情况各有不同。1、华南方面并无明显的低落，最近并有对我采取小规模攻势的情况。2、华中方面战力虽然降低，但对蒋介石的命令确能彻底执行。看到第二次长沙作战的情况以及华中方面尚有蒋军嫡系的存在，不可对之轻视。”言辞中对国民党战力犹存显然不无忌惮。
鉴于这种状况，1942年5月，日军参谋本部第一部长田中新一中将提出：“试图利用大东亚战争序战的成果，摧毁重庆继续战斗的意志，其结局并未取得任何效果。重庆坚决抗战的意志并未动摇，今已明显……至此终于不得不采取以攻占重庆为目的之作战，别无他途。”这表明日本为了彻底摧毁国民党的抗战意志，已开始考虑直取重庆。同年8月，日本大本营陆军部起草了《根据目前形势陆军的作战准备》，其中也指出：“随着战争的继续，中国的国力及军事力量逐年下降，尤其大东亚战争爆发，主要补给路线已被切断后，其力量下降趋势更加明显，但蒋政权依靠国民党与中央军，不仅抗战决心及能力仍相当大，而且妄信联合军取得最后胜利。因此，按目前形势的发展，不能期待迅速解决中国事变。”为此，大本营提出了《5号作战要领》作为中国派遣军制订作战计划的依据：“作战目的：在于消灭敌中央军主力，占领四川要域，摧毁敌抗战根据地，以促使重庆政权屈服或崩溃。作战方针：中国派遣军以主力由西安方面、以一部由武汉方面进攻，消灭敌中央军主力，攻占重庆，并占领四川要域。”这个5号作战计划后来虽然因兵力和物质不足未付诸实施，但不难看出，日军此时仍将国民党中央军视为其在中国战场上的劲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