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和查理·布鲁克聊了聊《黑镜》、恐惧以及对未来的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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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大笑起来，但是当我向他提到部分观众看完《黑镜》之后持有的 “科技已经走上了歪路” 的极端看法时，你很难不察觉到他语气中的一丝失望，“我觉得有的时候，人们在讽刺科技的时候，忽视了它的自知性。有时我觉得他们做得有点过头了。”

鉴于21世纪势如破竹、迅猛飞速的发展进步，这是一个重要的特色。因为自己的某些行为而招致说教和惩处，会让人感觉很不舒服。但《黑镜》从来没有刻意让人看上去显得很蠢，与之相反，这部剧的目的从来都是把人描绘得更像人：不完美，受过伤，缺乏必要的软件去应对数字时代的威胁与机遇。

以《马上回来》（Be Right Back）为例，这一集绝对是《黑镜》第二季，乃至整个系列的最佳故事。在这一小时的悲伤故事中，一个年轻女子利用她亡夫在社交媒体上遗留下的痕迹作为身份蓝图，把丈夫克隆出来。这一集并不是在说教，故事中的角色到最后都充满迷茫和道德困惑，就和观众一样。在这个越来越极端的世界，这是否就是讽刺作品的转变方向 —— 变得越来越悲悯个体的伤痛？

“也许吧，” 布鲁克点头同意，“我没从这个角度想过这个问题，但很有可能。如果现实世界的荒诞已经超越了虚构世界，那这就是讽刺作品的发展方向。”

最能体现虚构世界的荒诞被现实世界赶超的例子，莫过于《黑镜》前两季中两个极富预言性质的故事：第一季的《国歌》（The National Anthem）和第二季的《沃尔多时刻》（Waldo Moment）。这两集的故事都和后来现实中的两起政治事件 —— 英国前首相卡梅伦的X猪丑闻以及唐纳德·特朗普的崛起 —— 有着可怕的相似之处。不过，虽然故事惊人地相似，但这两集更多的是展现这位编剧对于暴民政治和民主没落的恐惧。那么他的这种恐惧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图片来源：《黑镜》第三季剧照

“你今年多大了？” 他问我。

“25岁。” 我回答道。

“我今年45岁，比你大了整整20岁，你个小兔崽子。” 他感叹道。“你知道吗，我记得对我影响最大的事情，就是当时的核战阴影。80年代初的时候，我们好像是真的在为一场核战做准备。当时出现了各种关于核战的纪录片、戏剧，我觉得我快死了，这都是科技发展的结果。我曾坚信我会全身起火死在核战当中，这是一种极具精神创伤性的想法，它会一直跟着你，我觉得这种恐惧在《黑镜》中就体现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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