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在牛津读书期间，奥登经历了一次大罢工，他没有随大流协助政府工作，而是选择支持罢工者，为总工会开车，这大概是出于
“
纯粹的逆反心理
”
，想要站在人民这一边，反对保守主义根深蒂固的家长式权威。当时的奥登对政治基本无感，他说：
“
德国和奥地利的通货膨胀、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无论诸如此类的事件在长辈们心里引起了多大的恐惧或期望，我们却对它们不加理会。在一九三〇年以前，我从未翻阅过一份报纸。
”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奥登和许多同时代的高知进步年轻人一样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吸引，他认为基督教会对共产主义的敌视是错误的：
除非基督徒否认任何政府的存在价值，否则必须承认……暴力的必要性，并根据暴力的目的来判断其方式。如果他足够诚实的话，他便不能否认阶级冲突的现实土壤，而且除非他能够提供一种更好的解决方案……比共产党人的方法更好，否则他只能认同共产党人。
……事实上，共产主义是唯一真正秉持基督教立场的政治理论，他们相信个体价值的绝对平等，揭示所有世俗权力管制的罪恶之处。（236页）
一九三二年下半年，他似乎认真考虑过要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甚至认为自己已经是一名共产党员了；然而同年秋天他又给友人写信说：
“
不。我属于资产阶级。我不会加入共产党。
”
他曾自陈首部诗集《雄辩家》是
“
我与共产主义对话的舞台
”
，不过在别的场合他也说过
“
这是作者个人
……
的一次宣泄
”
。斯彭德和伊舍伍德都认为奥登对共产主义的兴趣没有那么大，只是在其风行的时候偶尔凑趣把玩一下而已。伊舍伍德在谈到三十年代的奥登时写过：
“
他现在表面上支持马克思主义，或者说，至少是在大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时候没有提出反对意见，但实际上他并非真心实意，不过是迁就克里斯托弗和一些朋友而已。
”
多年后还发生过一件有趣的事，
“
剑桥五杰
”
中的盖伊
·
伯吉斯在叛逃苏联途中曾经想过联系奥登，打算在奥登于意大利伊斯基亚岛的房子里避风头，奥登听说后表示：
“
如果伯吉斯先生真的提出要来伊斯基亚岛看望我，我肯定会顺势邀请他的。我不能因为这个政党
……
就去否认一段友谊，这么做是可耻的。
”
友情高于国家和主义，这是当时英国知识人的一种特殊情怀。
1937年，奥登、伊舍伍德和斯彭德
一九三七年奥登作为同情左翼人士去爆发内战的西班牙当志愿者
（英国报纸说他当过救护车司机，事实上他可能因为车技太差没有得到此类机会）
，此段经历的一手史料甚少
（他似乎没有从西班牙写信给英国的亲朋好友，回国后也很少谈论西班牙之行，也没有留下任何有关自己经历的文字记述）
，但巴塞罗那教堂的处境给他带来了不小的冲击。
“
我发现，
”
他说，
“
走遍全城，所有的教堂都关闭了，一个神父都没有。令我惊骇的是，这一发现居然让我陷入了深深的震撼与不安之中。
”
巴塞罗那原本有五十八座教堂，在强烈的反天主教情绪的推动下，几乎所有的教堂都被焚烧了。奥登原本对信仰一事并不上心，甚至觉得去教堂挺蠢的，但目睹其惨状，他不得不承认：
“
尽管我有意识地忽视甚至拒绝教堂长达十六年之久，但对我来说，教堂的存在以及过往教堂的经历一直都很重要。
”
后来在美国，他还认真皈依了英国圣公会，一有机会就去教堂，并从中获得了某种精神上的满足。
一九三八年奥登和伊舍伍德去了刚刚爆发抗日战争的中国，沿途见闻详细记录在《战地行纪》
（上海译文出版社二〇一二年版）
一书中，此不赘述。奥登对中国之行颇为满意
（毕竟见了不同阵营的大人物和满满的异域风情）
，他一边对友人说
“
我想，这是我去过的最美好的国家
”
，一边在书里写
“
撇开战争的因素，这个国家根本不尊重人类生命
”
，比较中肯的自我评价是：他对这个国家的印象不会超过
“
一个旅行者的认知
”
。传记作者卡彭特只用了不到十页的篇幅概括了此次旅程，并总结道：
“
在某种意义上，他和伊舍伍德几乎是一无所获地离开了中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