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也是国民革命的重要领导人——陈独秀，在高举新文化的大旗时，在《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为青年们提出了追求“解放”的历史任务。他说：“我们生活在一个解放的时代”！而真正的解放，首先是“自我”解放。自我不但要摆脱一切经济政治社会压迫，还要摆脱伦理的压迫，要认定“忠孝节义，皆为奴隶之道德也”！解放，就是要“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自求解放，同时尊重他人之解放，既不受他人之奴役，亦不可以奴役他人。“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盖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五四新文化这种对旧礼法、对道德的强烈反叛，对自我解放的热情歌颂，深刻的感染了国民革命一代的青年。同时，也使他们对于家庭和礼教的束缚，有着比实际的生活所施加的事实上的压迫更为强烈的感受。
在“解放”之外，五四新文化运动还留下了一个重要的思想遗产，这就是对青年、对“青春”的顶礼膜拜。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对青年寄予了无上的期待，他说：“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
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位领导人李大钊，不但将“青春中华之创造”的使命，寄托在青年身上，更从宇宙大化之周流运转、生生不息、更立不定、无始无终的哲学层面，将“青春”比喻为一种慷慨悲壮、日新又新的精神，说：“中华自身无所谓运命也，而以青年之运命为运命”，青年不死，则中华不亡。李大钊热情的讴歌青年，称青年为“人生之王，人生之春，人生之华”，不但将创造历史的使命托付于青年，还从宇宙进化的角度，论证青年反抗老年的正当性，赋予青年绝对的历史地位：
青年之字典，无‘困难’之字，青年之口头，无‘障碍’之语；惟知跃进，惟知雄飞，惟知本其自由之精神，奇僻之思想，锐敏之直觉，活泼之生命，以创造环境，征服历史。老辈对于青年之道义，亦当尊重其精神，其思想，其直觉，其生命，而不可抑塞其精神，其思想，其直觉，其生命。苟老辈有以柔顺服从之义，规戒青年，以遏其迈往之气，豪放之才者，是无异于劝青年之自杀也。苟老辈有不知苏生，不知蜕化，而犹逆宇宙之进运，投青年于废墟之中者，吾青年有对于揭反抗之旗之权利也。
这种对青年的推崇，对青春的歌颂，赋予青年对于老年的绝对优势，似乎青年便天然象征着“进步”，象征着“革命”。这种不遗余力讴歌青年、青春的新文化，为这个时代中成长起来的青年们，提供了无比高昂的自信心和使命感。从1927年武汉政权时期流行的政治口号——“打倒昏庸老朽”也可以看出，以“昏庸老朽”作为“反动”的代名词，这背后的对青年的信赖和青年天然比老年“进步”的政治文化。这句口号也深得革命青年的拥护。当时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政治部工作人员的朱其华便在回忆录中说，他来到武汉之后，看到“反对个人独裁”、“反对以军治党”、“打倒昏庸老朽”这三个口号，感到“总算是替我出了一口闷气。尤其是打倒老朽昏庸这一句，……更觉得有说不出的妙用。”
然而，虽然新文化赋予了新知识青年高昂的解放理想，但在现实社会中，他们的生活却常常陷入困境之中。黄埔军校第五期毕业生叶永蓁，曾以其个人在1919年“五四”运动到1928年革命结束这十年来的经历，写成一部轰动一时的自传体小说——《小小十年》。作者借小说的主人公之口说：
现在社会对我只有残酷！我是生在这时代的，而这时代不能好好地供给我的需要。我需要智识，而这时代不能供给我智识；我需要工作，而这时代不能供给我工作；我需要爱人，而这时代又不能供给我爱人。……我拼命的想求得自己应得的智识了，而智识早被着少数人用金钱买去，又使我感到失望！我拼命地要为了自己的生活而寻觅工作了，但工作又在哪里？现在社会对我竟这样的残酷，一切的一切，都不能有些许满足我。……我现在的义务，是推翻残酷的对我的社会！
这一段悲愤的告白，展现出作者对于二十年代投身革命的新知识青年对自我与社会关系的体认。作者叶永蓁，1908年生，原名叶会西，浙江乐清人。少年时先后就读于盘谷小学、浙江省立第十师范学校附小、温州第十中学等学校，接受新式教育。后因恋爱受挫，愤然离家，投考黄埔军校。毕业后随军参加“北伐”战争，历任浙江警备师少尉排长，浙江省防军第一路军连营长参谋等职。革命失败后，叶永蓁脱离军队，从武汉来到上海，进行文学创作。1934年冬，再次投笔从戎，官至国民党陆军第9军第116师少将师长。《小小十年》描写了作者的生活经历和心灵世界，也展现出二十年代知识青年在生活中普遍感受的压抑、愤懑，与个体解放的诉求。这种压抑、愤懑和解放诉求的交织，是促成其革命热情的最初动力。小说的主人公，因为家庭包办婚姻，不能与自己的恋人“茵茵”结合，而感到人生的痛苦，感到世界的冷酷！感到：
除了茵茵之外，仿佛“人”都是我的仇敌。社会是“人”组成的，所以社会的制度是由组成社会的“人”所创制；社会的制度害了我一生的幸福，这简直是“人”都在共同欢笑着来埋葬我。在夜阑人静时，我想起来真是异常愤怒！血液都涨满在血管里，的确想砍死几个人给自己来出气。祖父同母亲都是很爱我的人，也来害我，则我对于这世界还有什么值得我自己留恋呢？万恶的社会制度！虚伪的人！
怀抱着这样仇恨社会的心情，主人公结识了志同道合的好友——霖。霖只有十四岁，懂诗文和金石。他也常常流露出对社会的不满，说：“在现在的社会，教育是什么东西？法律是什么东西？”这一切都是对人的束缚，“只有破坏是我们应尽的工作”，还说：“在现在的社会上，简直没有秩序之可守，管他什么狗东西的体节呢！”霖这种姿态，受到主人公由衷的喜爱。不久，他们又遇到另一个反抗社会的青年，——今立。这是一个不甘屈服而又喜欢做诗的青年，常想自己做一个英雄，用他的手腕，改变社会上一切不合理的制度，纠正社会进化的歧途。每当月白风清的夜晚，他便常常吟哦起自己的诗句，在不知不觉间念到民初革命党人赵声的诗句“大好头颅拼一掷，太空攫取（注：原诗为‘追攫’）国民魂”时，便手舞足蹈、哈哈大笑。笑过之后说，如果他自己能练好枪，就愿意去做土匪或海盗来“干”一下，“人是总须死的，死在床板上是最倒霉的事，像金圣叹一般的一面喝酒，一面给人家杀头，这就来得痛快了。”当然，这是在他情绪积极的时候。当他消极的时候，就想要逍遥世外，最好在雁荡山或天台山上盖一座茅屋，仰天长啸，聊以终老。后来，他们一起去了广东，投考黄埔军校，开始了革命的生涯。在《小小十年》刚完成的时候，作者曾将之命名《枫叶》，并在卷首写了一首小诗：“从今后，我愿作一片血红的枫叶，脱离了枝头，随着世界革命的潮流，流到那里，红到那里。”
世界革命对于青年来说，是梦幻一样无边的理想。而这一高远理想的现实根源，却是日常生活中琐碎的压抑与烦闷，以及恋爱的失败。这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断裂，在鲁迅为《小小十年》所作的“小引”中有过深刻揭示，他说：
从旧家庭所希望的“上进”而渡到革命，从交通不大方便的小县而渡到“革命策源地”的广州，从本身的婚姻不自由而渡到伟大的社会改革——但我没有发现其间的桥梁。……志愿愈大，希望愈高，可以致力之处就愈少，可以自解之处也愈多，……在这里，屹然站着一个个人主义者，遥望着集体主义的大纛，但在“重上征途”之前，我没有发现其间的桥梁。
另一位革命青年、作家顾仲起的经历，也说明了新知识青年的生存困境。顾仲起是茅盾的著名小说《幻灭》中“强连长”的原型，他1903年出生在江苏省如皋县一个没落的中等家庭。幼年就读于如皋县立小学，1917年考入张謇创办的通州师范学校。因为继母的虐待，学校生活的拮据，感受到经济的压迫。又因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宣传新思想，而被守旧的学校当局开除。回乡后，不堪忍受亲情的淡薄与周边势利小人的奚落，愤然离家，流落上海，从此与家庭断绝关系。在流浪的生活中，顾仲起当过黄包车夫，码头工人，作过乞丐，尝尽人间悲苦。从这时起他开始文学创作，用小说记录自己的血泪生活，并很快得到当时已颇有名望的文化人和革命者——茅盾、郑振铎等人的赏识。1924年初，顾仲起投笔从戎，来到革命策源地广东，成为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学生，先后参加了东征和北伐。据说他作战非常勇猛，因为作战勇猛，几仗下来，就从班长升为排长、连长。在东征陈炯明的战役中，顾仲起多处负伤，仍然持枪冲杀，直到几成血人、力不能支而倒下。
当顾仲起在东江参加攻打陈炯明的战役时，茅盾正在广州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工作。顾仲起曾对茅盾说：“打仗是件痛快的事，是个刺激，一仗打下来，死了的就算了，不死的就能升官，我究竟什么时候死也不知道，所以对于时局如何，不曾想过。”这些话让茅盾深受震动，在此基础上创作了《幻灭》中“强连长”的形象。在小说中，茅盾借“静女士”之口，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这少年大概也是伤心人吧！他对于一切都不满，都失望了，然而又不甘寂寞，所以会到战场上来寻求强烈的刺激以自快吧？他的未来主义，何尝不是消极悲观到极点后的反动？如果觉得世间尚有一事足惹留恋，他该不会这般古怪冷酷吧？
顾仲起曾在他的作品《残骸》的“自序”中写道：“数年来的奔波、劳碌、饥饿，乞丐，做工，卖报，当兵，革命，恋爱，而终于失败”。这求学、革命、恋爱、失败的四部曲，正是当时许多革命青年的共同经历。他的反叛和流浪，悲愤和绝望，是二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对新式教育下知识青年的考验。在那个时代，农村的私塾体系已完全解体，新式小学、中学、大学和各种职业技术学校，又多设置在县城、省城或更发达的大城市中，这迫使青年们不得不自幼背井离乡，在城市中过奋斗的生活，使他们普遍体验着孤独和漂泊的感受。农村经济的破败和城市工业的衰微，又使得这些学成毕业的新式青年，无法被现有的社会结构吸纳，使他们一从学校中走出，便感受到世态的炎凉，感受到社会的种种排斥。顾仲起说：“在现代矛盾的社会中穷困的我们，好似深夜中莽原中的孤旅者，生活上都含着血的痕迹。”
自晚清兴办学堂以来，“学生问题”就已成为一个社会问题。李大钊在1917年已指出：“吾国今日之学生问题，乃为社会最近所自造之阶级身份。而被造就之人，一入此阶级、一得此身份之后，……社会反与为冰炭之质，枘凿之势。所学无论其为何科，社会皆不能消纳之、应用之。一般耆旧老宿，一闻“学生”二字，即摇首蹙额，似一为学生，即于中国社会为无用。而学生者，又不能不谋自存之道，不能不服事畜之劳。……中国之学生，实为最可怜之一阶级，最可怜之一身份，……人而着学生之冠服，即无异于自杀。社会而日日培养学生使蹈于自杀之途，以趋于自绝之运，即无异于杀人，其结果亦为社会之自杀。”
李大钊认为，如不能妥善解决学生问题，日后必将酿成社会革命。因为，一方面，学生的头脑最容易为现代思潮所感染。另一方面，学生的遭遇，得不到社会的同情。他们努力奋斗，却得不到伸展的机遇，一腔慷慨激昂的热情，不能稍有补益于社会政治的进步，于是，必将“抑郁悲愤奔走呼号以树革命之赤帜”。十年之后，正如李大钊所言，在社会中没有出路的青年学生，成了革命之酝酿与爆发的根源。在1926年11月的一期《国闻周报》上，有一位署名“前溪”的作者，讨论了新知识阶层与国民革命的关系：
民国以来，国内外大学专门毕业学生岁以数千计，各省中学毕业学生岁以数万计。……国家无最高学府以养成之，社会无学艺机关以奖进之。甚至以教员终身，亦饥寒交迫。其大部分欲投身社会者，则政府机关肥美重要之差缺，大小人员概都与军政要人有连，绝无容纳学校出身人才之余地，……故每年国内外大学专门毕业学生，除有父兄及其他特别关系者外，欲循正当轨道以求容纳于社会者，百不得一。若夫中学毕业学生，除一部分进入专门大学者外，更无消纳之处。
试问此每年递增数万以上之毕业学生，欲求学不可得，欲做事不可能，生机断绝，路路不通。予以相当之知识，迫以及身之饥寒，当年富力强之时，正心粗气浮之际，其心理若何？其愤慨若何？故在今日学校出身之失业青年，对于现在社会上政治经济之组织，咸怀极端不满之意。苟有可乘，便思破坏者。与其谓为思想所激，毋宁谓为生计所迫。近年南北学生，纷纷投效革军，冒白刃而不辞者，为数日多。吾人一考其动机，实不胜同情之感，而深为国家社会惜者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