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福柯并不畏惧死亡：当谈到自杀的主题时，他多次对他的朋友们讲过这点，而且事实证明，尽管这是以另一种方式，他不是在自吹自擂。古代智慧已通过另一种方式变成了他自己的东西。在他生命的最后八个月中，这两卷书的写作过程对他的作用就像古代哲学中撰写哲学著作和写日记的作用，即对自我的研究和对自己风格的研究。在此，我要讲一件事，它在我心中犹如一种英雄行为。在这八个月中福柯全力写作和重写这两卷书，努力偿还自己欠下的长期债务。他不断地向我提到这两卷书，还经常让我核对他的一篇译作，但他咳嗽不断，持续低烧，工作进度受阻。他客气地让我向我的夫人咨询，因为她是医生，但她无能为力。‘你的医生们一定会认为你得了艾滋病’，一天我跟他开玩笑说(我们互相就我们不同的情趣开玩笑是友谊的一种常见情形)。他微笑地答复我说：‘这正是他们所认为的，我非常清楚他们向我提出的问题’。今天的读者难以相信在1984年2月，发烧和咳嗽绝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怀疑，因为当时艾滋病还只是一个遥远、鲜为人知的灾难，还只是一种传说和想象中的疾病。他的亲戚中没有人对此产生过疑虑：这点我们只是事后才知道。‘你该好好休息’，我继续说道，‘你总是搞这些希腊和拉丁语，你会被累垮的。’‘是的’，他答道，‘以后再说吧，我要先完成这两卷书。’‘实际上，我只是出于好奇(因为医学史并不是我最喜欢的东西)问道：真有艾滋病吗?或者它只是一种用于说教的传说?’‘是这样的’，他沉思了片刻后平静地答道，‘我仔细研究了这个问题，我看了许多这方面的书，不错，有艾滋病，它不是一种传说。美国人对此做过深入研究。’他用两、三句话给我讲述了一些具体方法上的细节，但我忘记了。总之，我想，他过去是医学史学家，但作为哲学家，他关心现实性。因为来自美国的有关‘同性恋者癌症’(当时的说法)的短小新闻常常出现在报端。回过头来看，当我提出这个愚蠢的问题时，他的冷静使我惊讶万分。他本人大概已经想到终有一天事情会是这样，他已经想好对我的回答，并希望通过我的回忆录留下一种细微的痛苦的慰藉，‘现身说法’是古代哲学的另一种传统……”
米歇尔·福柯在医院的一间小病房里接待他的朋友。达尼埃尔·德费尔、海尔威·古柏尔、马蒂厄·兰东，还有其他几个人来看他，陪他呆上一会儿。巴黎已经入夏，医院大楼坐落在一座宽敞公园的中央。要走一大段路才能进楼。福柯仍然笑口常开、诙谐幽默。他详论第一批发表的有关他那卷刚开始出售的著作的文章。他看上去好多了。另外，报纸也报道了他的健康状况好转的情况。有一个人是福柯极想见到的，他请人把这个愿望转告他：他就是乔治·康吉莱姆。但是，太晚了。6月25日下午，一份法新社的电讯使编辑部的工作人员大吃一惊。当广播电台和电视台播发“米歇尔·福柯去世”的消息时，整个知识界为之愕然。
《世界报》发表了医生的公告：“经与米歇尔·福柯先生的家属协商，萨勒贝蒂尔医院神经科主任保罗·卡斯太尼教授和布鲁诺·索伦医生发表如下公告：‘米歇尔·福柯先生自1984年6月9日在萨勒贝蒂尔医院神经系统疾病科就医，对由败血症导致的神经病症状进行必要的全面检查。检查结果显示脑部化脓。开始时，抗菌素治疗产生了良好效果，因病情好转，米歇尔·福柯先生可以了解对他刚出版的两卷书的最初反应。但病情突然恶化，使有效治疗的希望彻底破灭，福柯先生于6月25日13时15分去世。’”
“米歇尔·福柯逝世”，这是第二天各报的主要标题。《解放报》的头版是一张巨幅照片，该报用八版的篇幅刊登悼念这位哲学家去世的文章。塞尔日·朱利撰写社论，还有一些悼念文章和一系列回忆文章(爱德蒙·梅尔、皮埃尔·布雷、杰克·朗格、罗贝尔·巴丹特等……)。同时还有一篇令人瞠目结舌的说明。应该好好谈谈这篇文字，因为五年后，大家依然怀着深深的厌恶和反感谈论它，并将永远谈论下去。在一个版面的下方，有一篇被小框框起来的文章竭力驳斥已在流传的“谣言”即福柯可能死于艾滋病。这篇未署名的文章写道：“大家对这恶毒的谣言感到困惑不解，好像福柯是在耻辱中去世的。”我们搞不清在以后的几天里这份日报所收到的抗议信的具体数字，但信件犹如雪片般地飞来。读者们愤怒地质问：一份名叫《解放报》的报纸怎能把死于艾滋病同“耻辱”联系起来?当我在巴黎、纽约、伯克利和其他地方进行调查时，有几十人请求我谴责这篇充斥“耻辱”之辞的文章。确实，这篇文章非常拙劣。作者认识福柯，也非常喜欢他，但事与愿违。“他还以为做对了呢”，他的一位朋友说，他以为是在捍卫福柯，是在同那些想使这位思想家声誉扫地的行为作斗争。毫无疑问，他主要想使亲友们免遭质问的包围。我知道，他一生中每天都在为自己发表的这篇愚蠢的文章而抱憾，我不想再像其他人那样谴责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