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最感动的是，她在病房里面待了一年多，每个孩子都相信自己可以活下来。因此我想到，如果有一部电影描述这些困境的孩子，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很坚强的想活下来，这个故事应该会很感人。
那个种子一直埋在土里，一放就是二十几年。一直到我们本来有一个大戏已经筹备三年多了，2021年准备进入开拍阶段。可是疫情大爆发，投资都已经花完，后续资金也因为疫情全断了。我撑了三个月，还看不到终点在哪里，不得已必须要喊停。
喊停压力很大，投资的钱花掉了，而且还负债累累，工作人员也要遣散。那时候真的有种对不起天，对不起地的感觉。我有点想不开，想要自己解决自己的那种心情，好像被整个社会遗弃了。
那时的我，必须要让注意力转移，所以才想到这个故事一直放着没写，就说，好吧，把它写出来。剧本写得很顺，边写边笑边哭，一路写到最后完成了，感觉坏心情也好了。虽然环境没有改变，负债累累还是负债累累。
如果我因为写这个故事就可以过关，那为什么不把它拍出来？因为世界上战争的威胁、疾病的威胁、经济的威胁也还在。这个故事让更多人能够知道，这些人们看不到的病童们，每天面对生命的问题，跟我们的境遇比起来是天差地远。
正午：你比较在乎的是，有多少人认同了电影所传出的讯息？
魏德圣：对，因为说实在话，我是被这个故事救回来的人，也希望这个故事，可以让更多人能够透过观影的过程流泪、欢笑，把心里不好的通通洗干净，变成新生的人。我很不希望看完电影的观众出来是悲伤的，而希望他们出来的候觉得充满希望和幸运。
正午：你之前也拍了很多题材，有爱情、史诗和音乐片。做《816》的时候，状态会跟之前不一样吗？
魏德圣：这一部会比较强迫自己要快乐地拍，因为不快乐的人拍不出一个快乐的电影。还要跟孩子们相处，必须要让他们知道，这是一个没有压力的环境，他们的表现才会更自然。我们整个工作环境都是快乐的，工作人员都有约法三章。拍戏期间不可以讲脏话，助理不可以大小声，看到孩子就给他鼓励，要跟他聊天。孩子在撒娇的时候，就抱抱他。
正午：你似乎更偏好群像式的表达，不像有的电影会更集中在主角的经历上。这是怎么形成的创作习惯？
魏德圣：也不是想，因为这是自找麻烦的事情。对我来说，电影的主角是这间病房，所以病房里面的人通通是主要角色，不应该被遗漏。
我希望释放出来的讯息是，很多孩子面临同样的困境。既然有很多的孩子，那能不能把这些孩子变成不同年龄层、不同病因？讲到孩子，不能不交代他的家人，就要把这些家人不同的婚姻关系、社会阶层、年龄层都设定进来。
多角色不好拍，可是也有优势，很容易让观众有认同感和投射感，那个投射感会比较多元，观众比较容易找到共鸣。我主要是想透过这个题材去传达大的社会现象，大环境里的不同人、不同家庭，但是同样的困境。
正午：有学者分析你的电影，比如《海角七号》，也会认为对角色群像式的呈现是一个特点。
魏德圣：人物跟环境的贴合度如果要更紧密的话，应该很多的人物。人在环境里面是最重要的元素，所以，不应该只是在一两个人身上，如果只是一两个人，只能凸显这几个人的问题，没有办法凸显环境的问题。环境不会因为人改变，但是人会因为环境改变，所以我想要呈现在环境里面，不同的人所产生的对应关系，以及他被改变、被影响的是什么。
正午：在电影中，你还设计了一些生活中的幽默。之前的电影也类似。这也是一种创作习惯吗？
魏德圣：对，再怎么严肃的环境，也要有一些笑点，让观众不要太过紧绷。在很紧的时候就松一下，我会喜欢这样，幽默的元素会让电影的情绪起伏更有层次。我不喜欢那种心里面很苦，表情也很苦，肢体又有压力（的表达）。我反而觉得，一个人笑着讲很辛苦的过程，反差会比较大，冲击会比较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