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女读者与耽美文学的关系不是纯粹的看与被看的关系，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有着“在场”与“缺失”的辩证，这表现在读者一方面作为读者阅读作品，另一方面又作为作品中全知的镜头窥视角色。
耽美文学中，
男性仅仅作为他者被言说，女性作为偷窥癖的欲望主体
得以显现。比如在深圳京基100大厦为《恋与制作人》虚拟男性李泽言庆生的女性，从某种角度来说也体现着女性对男色觊觎的解放。
乙女游戏《恋与制作人》
女性消费男色似乎也意味着女性掌握了欲望的自主，当女性向游戏和文学市场开辟之后，女性在消费领域里逐渐褫夺了许多话语权。但是消费市场并不能由我们的一厢情愿去“脑控”。
资本主义逐利使然，在维系旧的生产关系前提下，形成一套应对新的市场背景的规训机制，促进工作消费快速完成资本环程，女性的欲望和诉求便受到了干涉和引导。
小说成为异化的延伸构建起一系列虚妄的自由意象。“爽文”的受欢迎程度远大于严肃文本。
于是出现了以下吊诡的现象：
许多女性承认了欣赏男色的事实却并未承担主体意识的解放，而是遵循消费主义构建的“自由”塑造自我认同，形成一套迎合现有父权结构的价值观
。
不少女尊小说沿着“女为主，男为从”的母题，却在故事当中处处表现男性对女性的过分让度和宠爱，更有甚者女性的娇纵和蛮横得到无底线地接纳。有些普通的言情小说也未能避免，主人公的成长始终围绕着男人，矛盾冲突总是进入“女人为难女人”的叙事怪圈。
一些读者（尤其是一部分直男）对女性角色“形象”的容忍度极高，却对女性角色“行为”的容忍度极低。除了“白雪公主和灰姑娘”“邪恶的巫婆和继母”似乎找不到别的什么模板去比较女性角色的行为了。
同时故事主人公与女读者的想象关系强行打断了现实秩序的介入，弱化和消解读者的结构性思维。从某种角度来说，这为接下来提到的“脑臂分离”埋下祸根。
“
如何在父权体制下写出真正的女权主义小说
”这个问题本身折射了一个荒谬的悖论，尤其是在互联网时代，不论是知乎还是贴吧在讨论这种问题时，很容易出现各式各样人群的角色扮演。
在历史唯物主义美学里，文化作为实践产物联系着社会的生产力，观念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即对应的生产关系是统一的。随着后工业社会的崛起，文化与实践的关系出现剥离。
法兰克福学派最早就指出了文化工业对艺术实践性的摧残，直到现在，一些左派还是寄希望于超越性主体试图让真正的艺术复归，这样的执着难免引导我们将目光放在动荡的红色年代，追寻一种无奈的怀旧主义。
可如今用后现代的目光对文化产品做出阐释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不得不审视一个可能的悲剧结果。
鲍德里亚在《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尝试用结构主义符号学对马克思的价值论进行变换：交换价值/使用价值=能指/所指。中间的斜杠意味着“绝对的断裂”。
以文学为例，这里并不意味着卖方只拥有价值（交换价值）而买方只拥有使用价值的不可调和，而是使用价值已经成为滑动的所指继而被消解。
作为享受阅读的读者所能拥有的也仅仅是文学内容中的漂浮能指，指涉着没有实际意义也永远没有实际意义的消费快感，现实与想象产生断裂，
社会因而也“符号化”了，亚文化本有的反抗要素归于虚无
。
这样“直男癌爱读女权小说”也因此成为一种可能。这是句颇有反讽意味的话。我们能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社会对女性形象的容忍度远远高于男性形象，置于文学创作当中也是一样的道理。
当原则性的底线不逾越（如上文提到的副总编的话），一位独立自主、呼风唤雨，甚至是抖S的女王也可以被异化为发泄性欲的绝佳对象。更何况，现在还存在一些NTR爱好者，这些底线也渐渐模糊化了。最终，
女权符号被收编于凝视的对象当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