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采访中，很多熟悉黄奇帆的人都表示，他的学习能力超强。一位接近他的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如今已63岁的黄奇帆，仍坚持学习，“他那种对新知识、新技术的渴求，我们很多年轻人都赶不上”。
据这位工作人员介绍，除了看书、纸质资料外，黄奇帆还很喜欢通过手机微信学习，“他有一个朋友圈，常发一些信息、资料给他，他一有空就会拿出手机看，车上、会议间隙甚至是上厕所。”
黄奇帆是学化工的，到重庆后为了发展“笔电产业”，开始大量学习电子信息技术方面的知识。据这位工作人员介绍，现在无论是调研与专家交流，还是招商与外商谈判，他都表现得非常专业，对技术的熟悉程度，丝毫不亚于该领域的专业人士。
黄奇帆懂经济，不仅知晓理论，更善于将理论转化为执行力。前述工作人员说，他最让人惊叹的地方，就是
对知识的吸纳和消化能力。
经济学家科斯曾发明过一个科斯定理，并因此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个理论认为，凡是政府管理的、有总量管制的公共资源，都可以进行市场化交易，而市场化的交易一定会使政府的管理能够实现更好的资源优化配置，产生更好的效果。
国际上曾将这一原理运用于全球的碳汇交易，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黄奇帆则根据科斯定理，在重庆创造性地发明了“地票”制度。
按照这一制度，农民进城后把农村建设性用地转化为耕地，形成“地票”，拿到土地交易所交易，城里人买了这个“地票”，就可以在城郊结合部的地方征地，发展房地产。在这个过程中，既保护耕地，缓解城乡建设用地供需矛盾，又增加了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为进城农民工转户进城提供了原始积累。
据了解，自“地票”制度实施以来，重庆已有15万亩地被用于交易。交易的结果是，一方面大约300亿元进入农村，反哺了农民；另一方面重庆在保证城市建设用地的同时，耕地却没有减少。据估算，通过“地票”制度，到2020年，重庆3400万亩耕地不仅不会减少一亩，反而还能增加100多万亩。
目前，
“地票”制度已被很多学者认为是一个资源优化配置的成功案例
。
在土地交易市场尝到甜头后，黄奇帆又开始考虑将科斯定理应用到新的领域。2015年6月，他在中国留美经济学会2015年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透露，目前重庆正研究在新能源车、光伏电池、风力发电等领域采取类似的办法，通过交易，让消费者得到补贴，做大市场。
细细梳理黄奇帆推出的一系列经济举措，不难发现，很多都脱胎于已有的经济理论。而与此同时，他的不少经济实践，又会成为理论界研究的对象。比如，他在重庆组建的“八大投”投融资平台，世界银行曾用两年半时间对其进行专题研究。
据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介绍，黄奇帆平时很注重与经济学家的交流。他当市长后，重庆每年都会举办“市长国际经济顾问团年会”，邀请各国的经济学家建言献策。
而很多与黄奇帆有过接触的经济学家，也常被他的经济学识所折服，认为
他是中国为数不多的懂经济、重研究的学者型市长之一。
黄奇帆本人也很偏爱学者这个角色。他曾对采访他的记者说，“市长只是个职务，而学者是终生的。”
2013年，黄奇帆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时，走过天安门广场。图｜网络
2001年10月对黄奇帆来说，是人生的一个转折点。这一年，他沿长江溯流而上，到重庆出任副市长，并在一年后被提拔为常务副市长，分管国资、工业、教育、金融等领域。
据知情人介绍，时任重庆市长王鸿举非常开明、大度，放权让黄奇帆干，而黄奇帆事业心和能力都很强，“属于那种给他一点空间、一个支点，就可以撬动地球的人”。
后来的事实证明，黄奇帆
确实干出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全球工业产品纷纷萎缩，但笔记本电脑销售逆势增长20％以上。重庆决定将笔电产业作为未来发展的支柱产业，但当时笔电的生产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这个内陆山城连一台笔记本电脑都不能生产，它该如何起步？
时任重庆市发改委主任、现重庆市人大副主任杨庆育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当时他们对惠普、宏基等笔电企业的运作模式进行了仔细分析，发现是一种水平式的布局，即从全球各个地方把零部件、原材料运到中国沿海，组装完成后，再把整机销往世界各地。
“由于物流成本过高，这种模式对远离沿海的重庆来说根本没法复制。”杨庆育说，“后来我们分析，如果能够把水平式的布局变成一种垂直式的布局，就可以减少物流成本，弥补重庆作为内陆城市的劣势。”
在此基础上，黄奇帆提出了
工业集群发展
的理念。2008年，他亲自到惠普总部做说服工作。他提出，在重庆把一个整机所需要的零部件80％本地化，使得零部件运输几乎没有物流成本，剩下20％极少的战略物资在世界范围内配置，并承诺“如果三年后重庆未兑现，由此引发的全部物流成本，由我们补贴”。
惠普答应落户重庆后，黄奇帆马不停蹄又赶往台湾的富士康。一见面，他就对郭台铭说，“我不是来招商的，我是来跟你讨论一个战略。惠普给了重庆4000万台电脑的单子，你如果有兴趣的话，至少可以把三分之一或者把2000万台交给富士康做，但你要把零部件制造基地，带到重庆去。”
原本半个小时的会面，后来延长到三个半小时。郭台铭对黄奇帆的设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会谈中他把富士康的4个副总裁、10个部门经理也叫了进来，一起听这位重庆市长的生意经。
随着惠普、富士康这些大品牌商、整机商的落户，众多零部件供应商也开始集聚重庆。如今，一个世界级的笔电基地已经在重庆诞生。它的年产量超过江苏、广东、上海等沿海省市的总和，占到全球的三分之一。
同时，笔电产业每年可以为重庆提供超过5000亿的工业产值，成为重庆近年来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发动机。
重庆解放碑中央商务区（CBD）。图|GETTY
笔电产业发展起来后，产品的进出每年都会涉及巨额的销售结算。黄奇帆发现，结算地点并不在中国内地，而在千里之外的新加坡、香港、爱尔兰等地。他很快意识到这是一块巨大的肥肉——不仅可以给政府带来税收，给结算银行带来中间收入，还能够提供成千上万的高级会计师等“白领”岗位。
但跨国销售结算属于离岸金融结算，根据中国的有关规定，任何银行法人、自然人，都不能有离岸金融结算账户。于是，重庆找国家外汇管理局协商，后者最终同意他们在企业内部搞试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