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观点总结
塞斯·洛克曼是专注于美国社会史与劳工史的学者，关注奴隶制与资本主义的复杂关系。他的著作《种植园专用商品：一部美国奴隶制的物质史》探讨了新英格兰的工业商品如何被运往南方种植园使用，揭示工厂工人与种植园劳工的联系。书中，洛克曼提出“共谋”概念，强调北方与南方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并质疑将奴隶制与资本主义视为对立两极的传统叙事。他通过物质史研究方法，追踪商品的流动，展现了不同群体与这些商品的关系，以及这些商品如何塑造他们的生活。洛克曼还讨论了被奴役者如何在市场中同时扮演生产者与消费者角色，以及他们如何在战前南方被当作货币或信用工具使用，揭示了当时经济体系的本质特征。
关键观点总结
关键观点1: 塞斯·洛克曼的研究领域
塞斯·洛克曼专注于美国社会史与劳工史，尤其关注奴隶制与资本主义的复杂关系。
关键观点2: 《种植园专用商品》的研究内容
书中通过物质史研究方法，探讨了新英格兰的工业商品如何被运往南方种植园使用，并揭示了工厂工人与种植园劳工的联系。
关键观点3: “共谋”概念
洛克曼提出“共谋”概念，强调北方与南方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并质疑将奴隶制与资本主义视为对立两极的传统叙事。
关键观点4: 物质史研究方法
通过追踪商品的流动，展现了不同群体与这些商品的关系，以及这些商品如何塑造他们的生活。
关键观点5: 被奴役者的角色
讨论了被奴役者如何在市场中同时扮演生产者与消费者角色，以及他们如何在战前南方被当作货币或信用工具使用，揭示了当时经济体系的本质特征。
正文
在过去二十年里，美国大学的许多学者开始重新思考奴隶制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认为二者是共生的（symbiotic），而非对立的（antagonistic）。这一研究体现在多个方面。例如，通过账簿研究，学者们发现许多先进的会计技术首先在美国南方的种植园中应用，而非在北方的工厂；研究还表明，工厂的标准化管理和时间规制模式在南方的大型种植园中比在新英格兰的工厂更为常见；此外，资本流动的研究也表明，在十九世纪，许多投资者更倾向于将资本投入奴隶制种植园，而非工业工厂，因为种植园的经济回报不仅更为确定，而且全球市场对奴隶种植的棉花和甘蔗的需求也在稳步增长。
随着这些学术成果的积累，美国史学界逐渐形成新的共识：奴隶制与资本主义并非二元对立，而是紧密交织的。这一观点不再将奴隶制简单地视为封建主义的遗留，也不认为资本主义的兴起必然意味着奴隶制的终结。相反，资本主义的核心特征——商品化（commodification）和金融化（financialization）——完全能够将奴隶制纳入自身的体系，而非将其排斥在外。据我观察，这一观点已成为美国史学界的主流看法。
然而，一些经过经济学训练的学者并不接受这一观点。他们试图证明奴隶制并未对美国GDP（国内生产总值）做出关键贡献，并主张如果美国更早废除奴隶制，经济发展会更加高效、更加繁荣。但在我看来，这些论点并不具备说服力，因为它们基于的是假设性推测（“如果当时……”），而非对历史现实的深入研究。历史的事实是：美国最富有的人选择投资种植园和奴隶，并因此变得更富有；南方的种植园成为金融和技术创新的关键场所；奴隶种植的棉花，是美国乃至英国工业革命的关键原料。美国经济的发展正是在奴隶制的背景下展开的，因此，我们必须正视奴隶制在美国经济腾飞中的核心作用，尤其是在十九世纪初的几十年里。
去年我曾读过尤金·吉诺维斯（Eugene Genovese）的《奴隶制的政治经济学：南方奴隶制经济与社会研究》（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lavery: Studies in the Economy & Society of the Slave South
），他在书中提出了一个有影响力的观点：奴隶制主要是一种地区性的制度，并没有产生显著的全国性影响。虽然他承认奴隶制是有利可图的，但他认为奴隶制是一种深度融合的社会系统和文明，使南方形成了一种与北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根本不同的经济模式。您认为他的观点更倾向于您之前提到的内战叙事吗？
塞斯·罗克曼
：在我看来，这个问题的答案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在美国学术界的运用密切相关。吉诺维斯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初期，尤其是在他职业生涯开始的阶段，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之一。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学者，吉诺维斯坚信存在着不同的生产方式。这些生产方式是根本不兼容的，并且它们会按照预定的阶段进展，封建体制会被资本主义体制取代，资本主义会转变为社会主义。因此，如果从这个起点开始看待历史，认为主要以农业为主的南方，关注于向世界市场销售商品，处于一个与以工厂和工资劳动为主的资本主义经济截然不同的生产方式，是非常合理的。
然而，这不仅仅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在美国学界的式微，而是一批坚守该传统的学者开始提出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理解美国历史。这一转向尤其体现在非裔学者的理论创新中。以塞德里克·罗宾逊（Cedric J. Robinson）1983年出版的《黑人马克思主义：黑人激进传统的形成》（
Black Marxism: The Making of the Black Radical Tradition
）为例，该著作并未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思想，而是主张必须将非洲及非洲裔群体五百年的独特历史经验纳入其理论框架。罗宾逊的洞见催生出一个新颖的分析视角：资本主义的经济逻辑不应仅以曼彻斯特工厂为分析原型，而应将贩奴船——那些横渡大西洋、载满被标价的人体——视为同等重要的研究场域。这种范式转移使学者得以在坚持阶级分析的同时，摒弃“工业资本主义为最高生产形态”的预设。在此基础上，学界逐渐突破尤金·吉诺维斯（Eugene Genovese）等前辈对社会发展“阶段论”的执着，转而关注资本主义如何通过人口商品化机制吸纳奴隶制，而非将其视为前现代残余。
塞德里克·罗宾逊（Cedric J. Robinson）
所以，这更像是是拓宽了资本主义的概念，而不仅仅专注于其制度下的生产模式，或者严格遵循社会进化的固定阶段，如封建主义 → 奴隶制 → 资本主义，对么？
塞斯·洛克曼
：完全正确。
您提到有些经济学家不认同奴隶制是一个有效的经济体系。然而，我记得在阅读《苦难的时代：美国奴隶制经济学》（
Time on the Cross: The Economics of American Negro Slavery
）时，罗伯特·威廉·福格尔（Robert William Fogel）和斯坦利·L.恩格曼（Stanley L. Engerman）在其定量分析的基础上，论证了奴隶制作为一种制度是高效的。那么，您认为为什么许多经济学家仍然对他们的结论持怀疑态度？
塞斯·洛克曼
：你提到了1974年出版的一本非常重要的书。这本书由两位经济史学家撰写，他们使用定量分析来论证奴隶制作为生产商品的一种极其有效的机制。在美国，从南北战争时期开始，就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认为奴隶制是低效的、落后的，并且可以通过机械化或其他技术创新轻易取代，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然而，当福格尔和恩格曼在1970年代出版这本书时，许多人质疑道：“等等，如果你们说奴隶制是高效的，那你们是不是在说奴隶制是正当的？”他们回应道：“不，不，不，我们绝不是在说奴隶制是正当的！绝对不是！”他们的论点是：奴隶制是一种极为高效的机制——它既能强制劳动力投入，又能为全球市场规模化生产商品。南方奴隶主选择奴隶制而非工资制度或其他激励性报酬体系，实际上是基于经济理性的决策。
不出所料，人们开始质疑：“等一下，暴力？暴力怎么能被视为理性的经济选择？这可不好。”而《苦难的时代：美国奴隶制经济学》引发了大量批评，尤其是来自那些秉持自由主义传统的经济学家（libertarian economics）——特别是那些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致力于市场自由能够最大化人类自由的观点的经济学家。这一观点几乎成了美国及西方世界经济学者的主流共识，尤其是在冷战时期。因此，当福格尔和恩格曼提出“市场并不必然促进自由，市场也可能剥夺自由”时，这对当时的学术思潮造成了极大的挑战。因此，经济学家们花费大量时间来争论《苦难的时代：美国奴隶制经济学》的观点，并通过其他定量分析方法重新评估奴隶制在商品生产中的效率。
但与此同时，历史学家对这场辩论兴趣不大，他们在当时基本上没有继续深入讨论此事，直到2000年代史学界重新开始关注奴隶制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当时，尽管历史学家对《苦难的时代：美国奴隶制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持批判态度，但福格尔和恩格曼所收集的数据仍然被证明极具价值。不过，历史学家们在运用这些数据时，会给予不同的解读。他们更倾向于强调奴隶制是一种反人类的罪行和道德上的可憎制度。相比之下，经济史学家通常不会对奴隶制进行道德评判，但也鲜少关注被奴役者的人性维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