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英]马修·罗斯托尔：《印第安帝国的覆灭》，梁鹏译，文汇出版社，2024年，164页）
。尽管史笔有失准确，但这位十六世纪的教会史家展现出了一种如今看来是“全球史”的意识：通过突出历史事件与进程的“共时性”（synchronicity），彰显那些突破了地域与国家范围的变化和趋势。四百二十年过去，在大洋彼岸的德国，为了纪念宗教改革运动五百周年，德国史家海因茨·席林（Heinz Schilling）写下了《1517：全球视野下的“奇迹之年”》一书，对书写“共时的全球史”进行了实践。
从“民族”到“世界”：重写宗教改革史的尝试
席林是宗教改革史领域的顶尖学者。他生于1942年，1971年获博士学位，1977年完成了题为“宗教冲突与国家构建”的教资论文，于1981年出版
（
Konfessionskonflikt und Staatsbildung: Eine Fallstudie über das Verhältnis von religiösem und sozialem Wandel in der Frühneuzeit am Beispiel der Grafschaft Lippe
, Gütersloh: Mohn, 1981）
。他曾任教于奥斯纳布鲁克、基恩、柏林洪堡等大学，2010年荣休。席林的成名作是1988年发表的一篇关于神圣罗马帝国的“教派化”的文章
（“Die Konfessionalisierung im Reich,”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246, 1988: 1-45）
。“教派化”这一概念最先是由厄内斯特·沃尔特·泽登（Ernst Walter Zeeden）在1958年提出，用来指代1555至1620年间路德宗和加尔文派地区围绕着各自的“信条”（Konfessionen）进行的一系列政治和社会改革。席林和沃尔夫冈·莱因哈德（Wolfgang Reinhard）等拓展了这一概念的应用范围，将其运用于德国之外，如尼德兰等，用以解释欧洲向近代转型中的一些中观和宏观的问题，如国家构建、社会控制、文化生产。如今，“教派化”已成为宗教改革与近代国家兴起研究中的核心概念和范式之一。
《1517》一书出版于2017年，即宗教改革运动五百周年之际。在这一年，各种宗教改革史著作与路德传记以井喷之势涌现，被马蒂阿斯·菲内希（Matthias Pohlig）等评论家称为“纪念文学”（Jubiläumliteratur）。曾担任“德国宗教改革史协会”（Verein für Reformationsgeschichte）主席的席林责无旁贷地祭出自己的一份贡献。其实早在2012年，席林就已经出版了一本广受好评的路德传记
（
Martin Luther: Rebell in einer Zeit des Umbruchs. Eine Biographie
, Munich: C.H. Beck, 2012；英译本：
Martin Luther: Rebel in an Age of Upheaval
, trans. Rona Johnston Gord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这本《1517》也可以视为对前一本著作的补充和扩展。
席林著路德传记
在德国历史上，1517年通常被视为现代（Neuzeit）的开端。利奥波德·冯·兰克突出了这一年在德国民族国家历史中的特殊地位。兰克认为，宗教改革运动不仅是要将德意志民族教会从罗马的压迫中解放出来，而且还要寻求德国的统一。作为回应，天主教会发动“反宗教改革”，导致德国无法建立统一的民族教会。由于德意志帝国晚至1871年才完成统一，因此青年兰克认为，1517年的事件构成了“现代”的起点。另一个关于现代性的经典定义来自马克斯·韦伯。他将“世界的祛魅”（die Entzeuberung der Welt）归因于宗教改革开启的理性化和世俗化进程。这种观点虽然不提宗教改革与德国民族国家的联系，但强调现代化的起源在西方。
在《1517》中，席林试图挑战陈旧的叙事，跳出民族国家史的窠臼，书写一部崭新的关于路德与宗教改革的历史。为此，本书将路德事件安排在了末章
（第七章）
。前六章采取了全景式视角，按照“由远及近，逐步聚焦”的写法，把1517年的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呈现出来。第一至三章介绍了十六世纪初欧洲的边缘和外围地区（包括俄国、伊比利亚半岛、波兰-立陶宛、奥斯曼帝国），刚刚被纳入全球秩序的美洲，以及初步与葡萄牙人接触的亚洲的状况。此时奥斯曼帝国已经建立了核心疆域，并继续扩张；另一个“世界性帝国”兴起于自封“第三罗马”的莫斯科。而1517年也是“欧洲新秩序酝酿形成，权力斗争蔓延扩大的开始”；“新的疆域和民族国家逐渐成形”
（32页）
。查理五世（Charles V, 1500-1558）先是继承了西班牙王位，并获得了美洲的殖民地，又在两年后被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缔造了又一个“世界性”帝国。也是在1517年，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抄本已经在欧洲宫廷中流传，而伊拉斯谟的《和平的控诉》也面世了。一个是现实主义政治的源头，另一个则体现了“欧洲精神和宗教共同体的愿景”。也是在这一年，波兰人哥白尼撰写了《关于铸币基本原则的思考》，成为现代货币理论的奠基之作。虽然哥白尼关心的是波罗的海贸易的问题，但是他的货币理论预见了美洲白银涌入欧洲后造成的影响。在东方，葡萄牙海洋帝国迅速扩张，于1511年控制马六甲，并且在1517年的吉达港海战中遭遇奥斯曼舰队并最终获胜。同年，葡萄牙船队在广州登陆，并于1520年朝见了正德皇帝。嘉靖皇帝即位后，双方关系恶化，于1521年兵戎相见，最终明朝水师获胜。1517年，西班牙人登陆中美洲的尤卡坦半岛，试图征服当地的玛雅人，以失败告终。两年后，征服者科尔特斯和带领部众卷土重来，于1521年8月13日占领了特诺奇蒂特兰。同时，多明我会修士拉斯卡萨斯开始为印第安人的权利斗争。这一部分可以理解为1517年路德事件的“远景”。接下来的第四至六章转向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讲述了人文主义者和艺术家对于海外新知的接受，猎巫运动和反犹主义，以及美第奇教皇治下的罗马。直到最后一章才讲述发生在“文明边缘地带”（Grenzen der Zivilisation)维滕贝格的围绕着赎罪券问题的论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