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爸爸爱我们，为什么还要写这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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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9月的一个黄昏，侨居伦敦的马尔科夫在公交站等车之际，遇刺身亡。此前他因批评保加利亚而屡遭暗杀威胁。多年以后，在他墓前，年轻的女儿问母亲：“如果爸爸爱我们，为什么还要写这些东西？”

这个问题曾经如春天的雷霆一般轰响在我疲乏的耳际，迫使我不得不去正视内心的自私与怯懦。我甚至为马尔科夫感到庆幸，九泉之下的他，终于避开了女儿和家人迷惘而殷切的眼神，我们却无处可逃，这是下笔之前必须化解的一道关隘。

2007年以来，我的写作，渐渐转向时政，其中对时局的批评，远多于赞美，当然我的批判性写作，始终坚持理性、渐进、守法度的本位。我喜欢托马斯·杰弗逊那句话：异议是爱国的最高形式。对此，家人纵有忧色，依然默默支持。父亲甚至对我加入作协表示不解，我至今记得他诧异的眼神，像一面悲悯的明镜，让我无地自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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