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中国农民在建国后
60
年，获得了理论上与城市人相同的选举
权。但在现实中，报纸、广播、社交媒体，城市居民都有更大发声权利与机会。在政治权利缺乏系统性落实的情况下，这种更大的发声权仍然维持了城乡居民不平等的权利状态。所以，中国人看待大城市病的视角几乎是本地城里人的，既然如此，那么，城市病就成为一个必须纠正的问题。
这种权利不对等的情况不仅存在于户籍群体之间，任何改革，不管最初的政策设计有多么好，在具体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执行过程中，最终是按照“权利弹性”来分担：弱势群体更多承担成本，更少的收获利益，而强势群体更少的承担成本，更多的收获利益。在这一原理下，针对群体的改革，承担成本的往往是群体中较弱势、权利低下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看，如果说撤离非首都功能，是在基本保证完整的人口结构以实现目的的话，目前的方式，就是通过改变人口结构，撤离“底端人口”，以完成数量目标。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不是疏离非首都功能改革的开始，恰好相反，是对其抵制的开始。
打个比方，原本是某国企作为一个整体的撤离，现在，却是高层继续留在北京，而普通职员全部撤离北京。
既然权利一边倒，公共政策的制定自然也是一边倒，有着鲜明的阶级性。
严控大城市人口，以教育控人、拆迁唐家岭、扫荡群租房、驱逐“
di
端人口”，导致留守儿童等现象的出现。
（
2
）意识形态博弈
不过，大城市政策除了户籍、权利视角之外，中国当下对城市病的态度，还有着更深刻的意识形态背景。
红色高棉执政期间，波尔布特认为城市是资本主义的丑恶象征，它会腐化干部和群众。要建设理想社会，就必须消灭城市。数日之内，有两百万人口、素有“东方巴黎”之称的金边，就成了死寂的空城。波尔布特对大城市的警惕与恐惧，有着意识形态的基因，与生俱来，根深蒂固。
这种对大城市的意识形态，源于马克思主义。城市是高度集中的人类社会自组织结果，它是市场均衡的结果，但在形式上是偏离均匀的。比如，城市的人口、资金、物质的密度都大得多，这是偏离平均的。这种偏离均衡，形成规模效应、降低成本，提供了廉价的外卖、自来水、电话基站、公共交通。但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讲究的是生产链上的均匀分配，平均才是意识形态上的“好”。大城市这种高度的偏离均衡与计划经济的平均观是尖锐矛盾的。
根据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尹稚的回忆，直到上世纪
80
年代，中国并不认为城市化是人类文明的一个必然形态，而是从意识形态角度，认为城市是资本主义的结果，是各种罪恶的根源，是‘城市病’的发源地，所以，认为中国根本不需要发展大城市。这样的认识，导致其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的方针都是严格控制大城市的发展，适度发展中小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
这种平均观之下，更强调大城市相对于中小城市的城市病，进而形成中国城市发展的大方针，严控大城市人口。由此可见，严控大城市、发展中小城市、甚至城镇的方针本身就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背景。“人多了”这个观点，来自于意识形态深处的潜意识，某种程度上说
，当下严控大城市人口，是一种历史的回响。
不仅是历史回响，对大城市的恐惧，也有着现实的意识形态意义。
“逃离北上广，然后又逃回北上广”的说法，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在一线大城市这种陌生人社会中，人情、关系的重要性相对降低了
。本质上，这是大城市的公民权利更高从而抑制了裙带关系与寻租。
当一个人从农村、小城市迁徙到大城市之后，他的公民权利实际上增加了，这就是大城市的“赋权”机制。
所以，即使从今天的情况来看，大城市意识形态的作用仍然非常强烈。大城市更多的、更自由的舆论、更密集的人口规模、城市中人口素质更高，都产生了“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