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中国经济的发展要靠创新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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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有很大一部分人口，在全球化中受益程度相对不高，尤其和华尔街、硅谷比，他们会有挫折感，这是发达国家的问题。大概 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美国基尼系数是收缩的，社会呈一个 “ 橄榄型 ” ，中产阶级的量越来越大。全球化以来，美国的两极分化加大了，国内矛盾尖锐化。

我们再来看看贫穷的国家，他们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增加了劳动者打工的机会。在所有中国落后地区的人口当中，谁靠资本近一点，谁靠技术近一点，谁靠国际市场近一点，这些人口富得就更快一些。我们也出现了收入分配的问题，也有两极化的趋势，需要社会统一支持、扶贫，需要政策来弥补。

从全球化整体来看，经济增长的速度大幅度提高。但是提高到一定速度，持续到 30 年，尤其中国这么一个大国，产生的新矛盾让这个模式难以持续。

来看国内，我们杀进全球市场主要靠成本优势，因为原来是低成本，劳动力便宜、土地便宜、要素也便宜，便宜就是竞争力。问题是经济规律是成本曲线，先降后升。仅有温州模式的时候，全国农村劳动力充足，招工人他就会来，工资也涨不了。但是苏南模式、广东模式出现后，中国商品经济发展，市场发展在蔓延，大家都在办厂招人，农村劳动力的蓄水池就没了。大概从 2000 年开始，成本曲线开始往上升。更迅速上升的是税收、土地出让金、政府开支。

中国的内部、外部都遇到了一些新的约束条件。

全球竞争的顶端还是在发达国家手里

今天的局面，笼统讲就是 “ 三明治 ” 的结构，全球竞争的顶端还是在发达国家手里，到今天我们还难和它平起平坐。它有知识的积累，技术的积累，有独到性的优势，它设计的东西全球需要。斯隆的商学院的校训是：经济竞争是两件事情，要么与众不同，要么成本领先，这两种办法可以使其活下来。

中国夹在中间，成本优势已经不明显了，独到性优势还不显著。出路在什么地方？节约成本，经济上去，大家收入提高，倒过来就是成本上升。现在经济增长不就是谋大家的收入提高，我收入高了反过来就是成本高了。明年我再投入到经济过程当中，成本就高了。这么说起来，经济到最后是很忧虑的，前景是不妙的。

不能永远用同样的方式生产同样的东西，是混不下去。创新变革不是说锦上添花的事，高兴就做一点，不高兴就不做。对中国高速增长， 30 年来的经济，如果没有创新驱动把成本的特性改变，那会重新陷入一种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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