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升维”之我见—从中韩网络实名制的比较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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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发展到2009年，崔真实被网络谣言所困自杀身亡，这一事件经过网络炒作被当成是韩国歧视女性的耻辱。韩国政府又开始反思为何实名制没有真正被落实，或者从未被落实。于是，在崔真实身亡半年后，韩国政府开始将原法案中的访问量30万次，减少成10万次，希望借此能更大范围的推广实名制。即便是10万次的限制，也没有预想中的那么容易，却起到了相反的效果—更多的网站通过不显示、减少或不计算访问量来规避责任。

特别是韩国网络实名制约束对象仅限于本国网络公司，对后来涌进韩国的脸谱网、推特网并不适用。这种差别对待将韩国网民全部“推向”了外国网络公司服务，这彻底引起了国内网站的愤怒，他们认为差别的网络实名制度不仅严重侵害了正常市场竞争秩序，而且还侵害到了国内网站表达传播的权利。这成为后来宪法法院认为实名制违宪理由之一。

在实名制主体义务方面，我国网络实名制与韩国相比大不一样， 《互联网用户账号管理规定》第二条将实名制义务主体扩大到注册、使用和管理三个大方面。 这就彻底保证了法律适用的一视同仁，保证了国内外网络公司的平等对待，也避免了网络公司通过修改访问量弄虚作假的可能性。

• 其次，缺乏制度保障是韩国实名制失败的制度原因。

韩国实名制起源于2005年，此时的网络技术尚处于初级阶段，个体网站几乎不可能全面建立起信息安全保障制度。韩国实名制竟然将网民身份信息资料保存在商业网站，这无异于自寻死路。作为盈利为目的商业网站，既缺乏安全防护措施，也不愿意花过多成本去保护网民信息安全。因此，这种个人信息保护制度上和技术上的缺陷直接导致韩国2011年3500万用户资料被泄密。

也就是在2011年，大数据技术正式崛起，对数据的应用产生了互联网免费模式，这种模式反过来又依靠于数据的采集。韩国政府认为，数据应用不可避免，非特定化的使用与实名制之间的关系难以协调，同年底，李明博总统宣布将重新“检讨”实名制。因此，韩国网络实名制的真正寿终正寝，正是因为数据保存与数据应用都是商业网站，这种商业利益、效率和法律责任之间的关系无法调和造成的。说到底， 缺乏制度保证和技术保证的“乌托邦”实名制，让韩国实名制建设始乱终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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