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他和医生有过一次关于人是不是一种概念的争论，他面红耳赤地反驳医生—“人是一种概念，不过，一旦脱离了爱情，人就成为一种为时很短的概念，而现在正好我们不能再爱了，那么医生，让我们安心地忍耐吧，让我们等着能爱的时刻的到来，如果真的没有可能，那就等待大家都得到自由的时候，不必去装什么英雄。”
这是朗贝尔的信仰。这也是朗贝尔式的反抗，它是内在的，个体化的，由一己推及万有的。与之形成对照的是里厄式的反抗，实事求是，“同鼠疫作斗争的惟一办法就是实事求是”。
当朗贝尔问及这个词的意思时，医生说：“我不知道它的普遍意义，但就我而言，我知道它的意思就是做好我的本职工作。”里厄相信(他是小说的叙述者，在某种程度上他传达了加缪自己的声音），梦幻随人而异，而共处的现实则是把大家团结起来的东西，这个共处的现实就是灾难和罪恶的降临。在他的身上，加缪呈现了人类通过反抗实现自我拯救的可能。《局外人》里反抗的声音是通过少年默尔索之口发出的。由于小说使用了第一人称，加缪个人的心愿在这里愈加显露无遗。表面上默尔索是一个以无动于衷的眼光打量世界包括自己的人，事实上他只是坚持了一个常识：这就是拒绝对众所周知的事情撒谎。而这种常识在奴性的人群中是一直被遮蔽的，于是默尔索只有以死来成全这个奴性的世界。他用对死亡的漠然—“我还希望处决我的那一天有很多人来观看，希望他们对我报之以仇恨的喊叫声”—继续着他的反抗。
小说中的人物在命运的岔道口选择，小说家在故事的交叉小径和语词的密林中选择。每一次深思熟虑的选择都导向新的方向，都有可能蕴育出一篇新的小说。
因此小说就是选择，选择人物、事件、环境，选择时间和空间的处理方式，选择风格，选择词语，选择故事的行进方向和最终所要说出的东西。进入小说的一个横断面就是弗罗斯特的雪夜林边驻步，看小说家在无限多的可能性中如何只取其一。
在小说中人物面临选择时，加缪内心隐性的图像显露了，在《鼠疫》中，他让朗贝尔在追求个人幸福和承担他人不幸之间选择，这也是加缪自己内心信念的一次考验。里厄医生（我们前面说到，在一定程度上他的声音就是加缪本人的声音）没有阻止朗贝尔用非常手段离开奥兰去追求自己的幸福，他坦白承认，在这件事情上他没有能力去判断哪是好的，哪是不好的。这是加缪一以贯之的人道主义的立场：追求个人的幸福无可非议。
小说写到这里变成了一篇冗长的哲学讨论，朗贝尔的声音、里厄医生的声音和塔鲁的声音交杂在一起，清楚地表明了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各自所取的方向。这场两个页码的争论在结束时是多个声部趋向一致，朗贝尔把自己放进了他所置身的人群里（在这之前他一直把自己看作一个外地人，跟这座城里的人们跟这场突如其来降临的灾难毫无关系）。
“但是现在我见到了我所见的事，我懂得，不管我愿意或者不愿意，我是这城里的人了，这件事跟我们大家都有关系。”他留了下来，分担他人的不幸使他最终放弃了个体的幸福。他走进了他以前一直小心翼翼保持着距离的圣徒和英雄的行列。圣徒朗贝尔此后的工作是主管一个隔离病房的临时负责人。
按理说里厄医生这时应该高兴才对，但朗贝尔的诘问却让他深深沉默了—你们自己不也做出了选择？你们不也放弃了幸福？他明白，世界上没有任何事物是值得人们为之舍弃自己的所爱的。但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让他舍弃了所爱（是的，当他工作的时候他很少想到在外疗养的妻子）。
追求个体的幸福理所当然是道德的，分担他人的不幸更是高尚的行为，问题是后者要以前者的牺牲为条件，那么两者之间择谁而事才是真正的道德？伦理学家加缪把这个题目推到了作为读者的我们面前。在小说和纪事中加缪流露的个人的意愿是努力成为一个现实主义者。
他鄙薄为艺术而艺术，因为在他看来这是在推开现实的同时装作不知道这个世界还有罪恶，而成为一个现实主义者就首先要有勇气承认人之不幸并勇于承担，他拒绝了公众意义上的现实主义理论，他不同于19世纪文学养育的现实主义作家的地方就在于他加进了自己的选择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