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刀的人：被疫情改变的订单和中国代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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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刀这个职业，是钟敏自主选的。

1980年代末，他在国营刀剪厂做技术工。父亲右派摘帽，领导给他安排工作，到邮局当干部，工资是普通单位的三到四倍，他拒绝了。

“我想实现自己的一些想法，在单位里都挺难的，很多限制。”不单拒绝了邮局这份工，还打算跳出国营厂，单干。

那是改革开放之初，珠三角遍地都是相似的创业故事。整个阳江只有一家国营厂，一些农民卖了地，开起私营厂，著名的“阳江十八子”，也起源于1983年成立的当地集体所有制小厂。

很多工人来找钟敏帮忙，问机器怎么弄，产品怎样报价。钟敏心想，自己出来干，肯定不比他们差，只不过现在没钱而已。

加班，赚外快，攒钱，买下三台报废冲床，每台300元，修好，在1989年创办了自己的刀剪厂。跳出体制，遭到了全家人反对，“主要是因为父母、妻子、孩子，都靠我来养活”。

如家人担心的那样，钟敏刚出来，就踩到一个大“坑”。货卖到武汉，收货方更换了管理者，“新官不理旧账”，“欠了一两万，那时候一两万好多钱了，简直要命。”

他不懂维权方法，反复往武汉跑，陷在烂账里脱不开身。但又告诉自己，不能耗着，要赶快跳出来，重新起步。

失败不止一次两次，钟敏的特别之处是能做心理调节，及时止损。

这种韧性，他解释为与成长经历有很大关系。母亲是中学语文老师，父亲是邮电局领导，但在特定时期，这样的家庭背景遭遇了危机，“我妈是臭老九，我爸是右派，父母说，你出去以后，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这是你必须做到的，要不有危险。”

钟敏受母亲影响很深。她是那个年代的大学生，思想前卫，生活体面。“就算在我们最穷的时候，非常潦倒，饭都吃不起了，但她都很干净很斯文。”老太太现在九十多岁，腰还挺直，走路很快。打扮也时尚，穿牛仔裤，白运动鞋，从不在家里洗头，都到美发店弄。平日里发微博，玩微信，从未被智能手机的时代抛下。

母亲的气质遗传到了钟敏身上，变成工作热情，“也跟着这个时代步伐走。”

有新东西过来，他必须到现场去学，数控、电控、油压都是这样掌握的。买书看，机械化的，电子化的。讲到这个，话匣子打开了，他参与新产品开发，设备改造，把东西做成的感觉“特别舒服”。

在儿子钟嘉良眼中，他就是个“工作狂”。

钟嘉良是90后，在刀剪厂快七年了，“基本跟着他的时间来上下班，没什么休息，除了过年，几乎所有时间都在工厂。”

在钟嘉良眼中，钟敏在当地成了给大家兜底的人。“解决不了的问题，再请教一下他，基本上都可以‘搞定’。”

他们的工厂是典型的中国代工厂，为全世界贴牌。

工厂如今落脚在远离市中心的工业园区，雇了九百多号工人。两列厂房状如“贪吃蛇”，依工序排开。车间嘈杂，机器打磨不成形的铁片，发出“滋滋”声，人工敲击刀片“铛铛”作响。

钟家的“金辉”刀剪生产车间里，工人们在抛光刀具（受访者供图）

生产厂长庄剑鸣在这里做了24年工，他说，工厂有三百多个客户，对接过的产品不下3000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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