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1990年代末期找到影子。这些问题一方面源于外部的金融危机冲击(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7年次贷危机);另一方面,源于内部过度追求高增速长期积累的体制性、结构性矛盾,投资过热和货币超发可以说是产能过剩、资源严重错配和资产泡沫的罪魁祸首。
1990
年代中后期,中国的决策者大刀阔斧,在供给和需求两端发力,用一次彻底的出清换来了生机。中国的GDP增速在2000年反弹重回上升周期。1998年去产能和体制改革双管齐下,体制改革涵盖国企三年脱困改革、政府机构改革、金融体制、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社会保库体系改革、住房制度改革等多个领域。我们先看看这轮经济出清的情况。GDP增速从1992年的14.2%一路下行至1999年的7.2%。通货紧缩严重,1998-2000年CPI和PPI最低分别降至-1.4%和-4.1%。工人大规模下岗,就业人数从1998年的1.46亿人降至2000年的1.16亿人,三年内减少3000万人。行政化国企改革和去产能效果显著,1996-1998年,国有企业从 11.38 万家下降至6.5万家,减少 42%;去产能以纺织业为例,用三年时间(1998-2000年)淘汰落后棉纺锭 1000万锭,分流安置下岗职工 120 万人,并在2000年实现扭亏为盈。
从1998年至今,二十年矣,我们又站在是否要进行新一轮经济出清的抉择路口。2015年底,中国的决策层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路,着力推进“三去一降一补”,但实质性的经济出清仍未出现,政策甚至多有摇摆。实践证明,经济政策的多重目标,要想同时实现,何其难也!稳增长与调结构,在短期之内是存在矛盾的。要承认这个客观事实。当前,大家对于经济L型、增速换挡的趋势是有共识的。但是,这个阶段要持续多久,很多人心里是没有把握的。这就导致了预期的紊乱,选择的短期化,投资的泡沫化。宽松政策导致金融过度繁荣、资产泡沫化、流动性空转,实体经济的投资回报率并没有相应提高,出现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还要多。凡此种种,需要决断,需要取舍,需要定力。
外部环境来看,当下面临难得的窗口期:全球同步复苏,特朗普效应消退,缩表前的最后真空期,政治黑天鹅的担忧高峰已过,之后的荷兰、法国大选等都比较平稳。
2017年是危机以来首次出现全球主要经济体同步复苏的年份。2008年
危机以来,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速从3.09%震荡下跌至2016年的1.6%;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增速从8.6%连跌腰斩至2016年的4.1%。但从2016年下半年以来,随着加息落地及大宗商品开启一轮修复,欧美日及巴西俄罗斯等经济景气指数同步向上,2017年将是危机后的首次全球同步复苏,发达经济体增速将升至1.9%,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将升至4.5%。
我们将会看到巴西和俄罗斯为代表的大宗出口国将会迎来经济增速的由负翻正;美国、加拿大增速稳步提升;欧洲日本虽然问题仍在但增速基本持平;印度绝对增速依然维持高位。
如果全球经济不好,中国作为新兴市场国家还是风险属性的,再叠加内部出清,可能会触发强烈的风险偏好回落,眼下全球经济温和,这是一个较好的外围基本面,毕竟动手术的时候最好别发烧。
特朗普“非典型性”正在消退,“典型性”总统属性正在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