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当时，在音乐厅里，阿兰的故事还没讲完呢，我就知道我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对小说家来说，这是一份罕见的礼物，你从骨子里知道这是一个很好的故事，这将是你下一本书的内容，这种好运极少发生。我当时正忙着别的事情，就写了笔记搁在一边。等空下来后，我就去与阿兰会面，向他详细了解每个细节，也开始到家庭法庭上去旁听，开始做深入的研究。
《儿童法案》的故事框架，就是来自于我的朋友阿兰的经历。当然，在小说中，我把法官的性别改成了女性，把孩子的年龄改成快到十八岁，因为这个故事的时间段不能拉得那么长，故事必须发生在几个月内。我放弃了足球，法官和孩子讨论的是诗歌和音乐。所以，有时候你听到的话，听到的故事，一些零碎的信息，都充满着可能性，都可能成为你小说的素材。这本书的故事，我就是那么幸运地得到的。
大法官阿兰·沃德爵士
《儿童法案》写的是法官菲奥娜的生活，主要情节是亚当的输血案，菲奥娜的判决直接决定亚当的生死。我知道您对极端的宗教信仰一直多有批评，您也是知名的无神论者。您是否想通过这本书来反映宗教与法律的冲突？
麦克尤恩
：我已经不称自己是无神论者了，我已经超越无神论了。确实是有人说我这本书是攻击宗教，这点我并不承认。
一位好朋友曾开玩笑地说：还从没有哪位作家这么充满同情地描述耶和华见证教的信仰者。我把亚当和他父亲描写得那么充满人情味，他的父母亲对他那么充满爱心，他父亲在法庭上的辩解简直就是对耶和华见证教的最好辩护。所以，我丝毫没有想通过此书攻击宗教，更没想攻击耶和华见证教。要攻击这个教，那是太易如反掌了，这个教宁愿让你的孩子死，也不愿意让他输血，这是其他宗教也都不能理解的。如果我真要攻击宗教，我会把孩子的父亲描写成一位恶魔，我也会用更直接的办法进行攻击，我也可能挑更大、更难以攻击的宗教来做我的对手。
我感兴趣的是极真诚的宗教信仰和国家法律之间的冲突。因为英国的法律完全是非宗教的，完全是世俗的。虽然许多英国人还有不同程度的宗教信仰，但英国法律丝毫不考虑宗教的因素。我希望探索的是最真诚的信仰和世俗的道德发生冲突时的情况。我的同情点当然很明显，但我还是希望我书中的人物的信仰是极真诚的，他的父母是充满爱心的，我也希望这位年轻人的心中有一种温暖的东西。
耶和华见证教的礼拜活动
您刚才讲的那个现实生活中的故事，那个热爱足球的孩子，他成年时再次发病后所做出的选择，和《儿童法案》中亚当所做的选择是一样的。但那位孩子的选择，可能更多出于宗教的因素，而亚当的最后选择，可能更多感情的成分，特别是菲奥娜在音乐会结束后与她丈夫的对话，让人更觉得如此。我的理解对么？
麦克尤恩：
亚当最后做出这样的选择，其理由是模棱两可的。亚当可能完全痴迷菲奥娜，那可能是一种无可救药的爱。他把菲奥娜视为精神上的导师、心智上的伙伴，菲奥娜打开了他的眼界，打开了他的世界，之后却弃他于不顾，在亚当看来，菲奥娜的放弃是一种残酷的背叛。从菲奥娜的角度来说，如果只看道义和职责，那她完全尽到责任了，但从感情上，她也无法解脱，她觉得内疚，她觉得对不起亚当，也对不起自己。
在小说的开始，我引用了英国《儿童法》中的那句话：“法庭在裁决与儿童有关的事宜时，儿童的利益是至高无上的。”所以，法庭的责任到哪里终止？我们道义上的决定是否有一个限度，什么时候我们才能说：我们已经尽到责任了？
菲奥娜在工作上睿智、精确、理性，但私人生活并不如意，丈夫虽表白仍然爱她，却想要个开放的婚姻，出去寻找最后一次激情。认识了亚当这个年轻人后，亚当开始跟踪她，追随她，他们之间的感情变得非常微妙。您如何为菲奥娜和亚当的关系定义？
麦克尤恩：
在书中，我已经尽了最大努力，把亚当和菲奥娜之间的温度调到最低了，但我并不想他们一点温度都没有。她亲吻了他，或者说他亲吻了她。这个亲吻可能是一个意外，但绝对不是熟人间告别的亲吻。菲奥娜因为丈夫有了外遇，背叛了她，所以，从情感上讲，她也是一个自由人。同时，她丈夫之所以要背叛她，是因为她在经历了连体双胞胎的案子后对肉体的厌恶，她自己的性感出现了问题。还有一点，菲奥娜没有孩子，在小说中，她希望她已经有一位成年的女儿，她可以和女儿讨论丈夫的外遇。所以，她对亚当有一种母性的情感，但又不单纯是母性。她也被亚当的青春而吸引，亚当唤醒了她内在的一种东西。
对亚当来说，他从小受的教育非常狭窄，他对世界的看法非常单一。菲奥娜这么个人物出现在他面前，充满智慧，地位这么高贵，和他讨论音乐、诗歌。而且，这位人物又有那么开放的头脑，就让亚当震惊。我们并不知道菲奥娜信不信上帝，是不是无神论者，但她的精神是世俗的，那种没有宗教束缚的自由和随心所欲，让亚当非常兴奋。
但菲奥娜后来完全把亚当拒之门外，是否有些过分？
麦克尤恩：
在我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我出席了无数个家庭法庭，看过无数案件的审理。法官们每天都要面对六七桩悲惨的案件，他们必须要保持距离，就像医生一样，他们不能太参与，不能感情用事。他们的责任是有限度的，这样他们才能有健康的态度来对待下一个案例。
在亚当的案子之后，菲奥娜审理了许多其他案子，有离婚案、死去的婴儿、被父母虐待的儿童等等，都是悲剧。从法律和职业的角度来说，从逻辑上来说，菲奥娜完全可以对亚当置之不理，与他保持距离。她完全可以告诉自己，她已经做到了她该做的一切。但从感情上来说，她又不能解脱。她打开了亚当的头脑和心灵，她自己心灵的一部分也被亚当打开了。她能感觉到亚当的吸引力，同时，她也意识到这很危险，她可能控制不了自己。所以，她不断地推开他，不回他的信件，叫他走开。但她的感情已经产生了极大的波动，所以，她才会那么内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感觉到亚当是因为爱她才做出最后的选择的。这里，我得承认，我进入了乔伊斯的那个永恒的想象空间。
这里我指的是乔伊斯小说集《都柏林人》中那篇《死者》。乔伊斯写到一场晚会结束之后，夫妻俩回到宾馆里，丈夫想与妻子做爱，妻子却想起了一首歌，一个年轻的男孩很久很久以前唱的歌。妻子现在已经五十多岁，她想到的是她十七岁的时候，一个男孩站在她的窗下为她唱了一首爱尔兰的情歌，也就是晚会上唱的那首歌。她告诉了丈夫这场爱情，他觉得有些嫉妒，她告诉他那位少年已经死了，可能是因为在她的窗下得了风寒。她说：“我想他是因为对我的爱而死。”原来我是想在最后写一个“墓志铭”之类，后来觉得可能会剧透，就打消了这个念头。但是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儿童法案》也是我对《死者》表达敬意。在我看来，《死者》是一篇最完美的小说。
《都柏林人》，1914年第一版。
小说的时间跨度是亚当从十七岁的少年变成十八岁的青年，他的身上好像没有什么反叛少年的因素。
麦克尤恩：
在亚当的身上，有许多我自己十几岁时的影子。我的出身背景没有任何文学艺术的因素，我父母十三四岁时就离开学校，不再继续读书，所以，我的家庭是没受过什么教育的。当我十六七岁时，我开始听古典音乐、爵士乐、蓝调，开始读诗歌，读小说。这些在我头脑中如同爆炸一样。所以，我和平常青春期充满反叛的少年很不同，我如饥似渴地寻找可以把我带进文学艺术世界里的成年人，希望他们能引导我，教育我。我希望有能在知性上给我以指导的养父母。所以，如果当时我的生活里出现菲奥娜这样的人物，我肯定会一直跟着她转。当然，我很幸运，我遇到了非常好的老师，也遇到能认真严肃对待我的成年人。
